5月的加城是最热的时候，印度洋的风裹着雨气侵袭着印度的第二大城市。5月虽是夏天的开始，可是在这里可以说是夏天的终结。6月，雨季来了，寒暑表的水银柱便会开始下降。过去，加城的温度很少超过华氏一百度，可是今年却在一百零五度左右。目前正是热的时候，天空万里无云，人们挥着汗在地面上挤来挤去，而此时前赶后赶地出了一此事，更显得加城的不平静。

甘地先生出狱

　　甘地先生出狱了，官方发表公报说纯粹为病。加城的报纸也纷纷发表自己的意见和转载外地的评论。加城的民众为老先生的健康举行了两次祈祷会，至于健康恢复以后呢?有的报纸的评论说，甘地的时代已过;有的报纸则认为康复后，他也不会有多大作为了。印度人办的《甘露市场报》刊载了致意文章和照片，对将来抱着希望。甘地先生自己呢?身体不健康是事实，所以没发表什么意见。当时还发生过两件小事：一件是送甘地先生至孟买时，英方请他坐二等车厢，他问了一句什么原因，因为在平时他老先生是坐三等车厢的，拘捕他时是请他坐的头等车厢。第二件是到孟买后，当局送他一张食粮分配证，他拒绝了，因为他正绝食，用不着。

　　甘地先生绝食二十一天的时候，身体不见好，他的要求，英国也未理会，结果白挨了饿。甘地夫人身体不好，死在狱中了。不过甘地先生究竟重要些，他在印度一般平民眼中是神的象征，英国人对他也另眼看待。看来，健康的因素是无件条释放的主要原因，至于国民大会党其他领袖的释放，这里还捉不到影子。不过大家还记得去年民众运动中的国大党左派人物纳拉扬脱狱后，当局曾悬赏二十万卢比捕捉他。去年十月，纳拉扬又人狱了。当然尼赫鲁这些尚未过时的人物，官方对他们是有点分寸的。

车厢闲话

　　我从西北前线到加城坐了两天多火车，因为转车的关系，我和英国人、印度人都曾同坐在一个车厢中。第一天，我同一个英国上尉同在一个车厢;第二天，同一个印度人同一个车厢。车厢里的寂寞使我们长谈。英国上尉也是喜欢踢足球的，于是我们从足球开始谈起，东拉西扯地谈个不停。其间他问我：“中国是不是民主国家?”“当然，中国是民主国家，而且为民主作战。”他甚至连中国对日本打几年仗都不知道，我都一一为他解说。我也曾问他可曾到过中国，读过什么有关中国的书，他说都没有，于是我说：“你有出奇的聪明和勇敢，没有直接认识中国，却能提出许多问题。”我还问他：“你个人对英印问题有什么看法?”他沉思了一下说：“印度你看到了，宗教问题、人民智慧......"他没说几句便装睡了，我便把这位勇于发问、不勇于作笞的人的意见记下了。

　　第二天，我和一个印度人同在一个车厢，他是在加尔各答一个机关里作事的。他是大学毕业生，谈了些话后他也问我，“中国是不是民主国家?”我首先反问他的看法，他说“我希望如此。”他又问我，“是否常谈论英国?”我说，“是的。”“谈什么?”“目前重庆人正欢迎我国的访英团归来，访英团诸君相信英国人喜爱中国这个同盟国，中国人也喜爱英国人民的真挚。”后来他又问我对印度问题的看法，这可把我难住了，我说：“昨天一个同车的英国上尉说，宗教、知识………”他说：“正相反.宗教问题是他们管理的结果，而不是原因，至于人民的知识低落，也不是人民的事。”他还说：“英国不令人感到兴趣。”我笑着说，“连莎士比亚也不喜欢?”他也笑了：“自然，自然，他是好的。”。

战时景色

　　我在重庆住久了，每到一个地方便注意防空洞。可是在加尔各答却看不到这些东西。各大建筑物的下层堆放着沙袋，天上飞着军机。科希马吃紧时，加城的人们着了急，5月初发了一次警报。那是一场虚惊。市府的墙边着几个狮子雕像，天空中常飘着一个大气球。东印度公司门口没有电车。汽车也不多，在沉静中显示它的力量。白衣红帽的警察胸前挂着“行人止步”的牌子，手里拿着红棍，在岗位上转来转去。

　　物价是统制的，也相当成功。以米价为例，战前米80磅(印度一重量单位)为八卢比，去年饥荒时涨到七十卢比左右。去年年底政府统制了物价，粮价便压到十六卢比二安，至今未动，总算还能拉住物价的尾巴。一般平民们仍排着队去买平价米，一大早一大群太太们便等在门口了。照样有黑市,如威士忌酒，官价十七卢比的不见了，可是你花上七十多卢比仍可买到。政府对黑市是查禁的。前几天政府公布了某大公司以黑市卖出一枝自来水笔，女经手员被罚了一百卢比,经理被罚了六百卢比。卖黑市价的商人，除了要罚款之外.还得坐牢四个月。但黑市仍相当活跃，我替别人买了一顶软帽，便是黑市价格。

　　军人多。加城最大的旅馆“ Grand Hotel ”，专供盟国军官住宿，九百多人的铺位常常客满。街上军服店的招牌比普通店铺还醒目，到处有欢迎盟国军人的饭馆，花三四卢比，你便可大吃一顿。战时，每星期素食两天，任何饭馆都没有猪、牛肉吃。美国国旗在大建筑物上飘扬，街上走的美国兵也很多。加城的军人最吃香，连香烟的大广告也画上一个荷枪的兵，嘴里含着纸烟在微笑。

　　一般公务员的待遇，最低的是印度人，其次为英印混血儿。一般而论，教员的生活最苦。最近，政府每月津贴三卢比，对这个可怜的数字，有些人根本拒绝。

　　街车(汽车)和人力车在电车中间穿行，大热天更显得脑勺上留着一撮毛的洋车夫的劳苦(留毛的是印度教徒)

　　夜里，加城是灯火管制的。街上的电车在黑暗中发出最亮的光，汽车的灯光乱闪动，洋车夫手中的铃敲打着，透过饭馆窗子，可以看到大厅里的电扇仍开着，等待着看罢晚场电影的人们去进餐，街头上的书刊摊子围着一堆人。夜尽管已深，马路上总不会没有人，因为对许多穷苦的印度人来说，马路就是他们的家。现在是夏天了，在马路上睡的人更多，深夜行走时，须小心你的脚步。

鹰、鸦、牛

　　尽管加城的人拥挤，尽管汽车电车乱跑，鹰与鸦却不理会这一切，仍然很活跃。天上盘旋着的鹰，忽然冲到地面，在马路上走，有时像玩笑似的在你面前掠过。野人山的老鹰多，不知它们是否也是来逃难的?不过在加城，它们过得很好，因为杀牛羊的印度人不吃牛羊的内脏，这些倒是鹰鸦们所喜爱的食物。

　　最神气的是牛。不管是两层的高大公共汽车，抑或漂亮的私人汽车，军人的吉普车，还是按轨道行驶的电车，也不管交叉路口的红绿灯，它们对这一切都不理，而且这一切都得回避它。

　　在印度，牛是神，为印度教的一个什么神的化身。法国大作家罗曼罗兰引证甘地的话：“对牛的保护是婆罗门教给世界的礼拜。”但是为什么崇拜牛呢?因为在印度，牛是最接近人类的，它是富裕的施给者，它不仅给人类以奶，要耕种又非它不可，因此甘地从这温和的动物中，看出了一种怜恤的诗意。尼赫鲁也说过：“崇拜动物代表民族性，英国的狮子，美国、德国的鹰，俄国的熊，至于印度的牛，是表示印度人的驯良。”

华侨

　　加城的华侨约有一万一千人，大都是作生意的。据我所知，仅有一位姓张的青年曾在加尔各答大学毕业。我跟他谈了几次，我很希望这个有为的青年回国去看看。现在华侨自己已设立有一所华侨中学和几所小学，他们都很怀念战争中祖国。过去华文报纸仅有《印度时报》，现在《大公报》分销处成立了，重庆各大报也有寄来的。有些人对《大公报》的国外版觉得不够劲，因为那上面没有国内的广告。那些生意人是把广告当新闻读的。

　　华侨的地位过去很低，自从中国军队到了印度，而且打了胜仗，他们也抬起头来了。他们几次捐赠大批款子慰劳远征军，有些小学生更写了许多慰劳信。不过最令人伤脑筋的是一批国内来此的人，他们简直是来抢运物资，令中国人、印度人、英国人都伤脑筋。

　　（1944年5月27日寄自加尔各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