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写于2020年8月15日）

　　卫立煌将军是著名的抗日爱国将领，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委。抗日战争期间，他支持联合各方力量共同抗日，与八路军友好相处，携手抗日。他是到访延安的国民党最高级官员，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等中共领导人的亲切接见。1943年11月，卫立煌出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指挥远征军一举击溃侵占滇西和中缅边境的日军，收复失地，打通了滇缅公路，这也是八年抗战中中国军队唯一一场在正面战场发起并取得彻底胜利的战役。建国后，卫立煌将军毅然拒绝国民党要他去台湾的安排，并于1955年回到国内，是从海外归来的国民党最高级将领。

　　投身革命，脱颖而出

　　卫立煌将军二十岁即投身革命，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历经护法运动和讨伐陈炯明。卫立煌为人诚厚，忠于职守，历次战斗中崭露头角，受到中山先生的器重和信任。

　　1916年9月1日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为军政府大元帅，10日孙中山宣誓就职。不久，卫立煌进入大元帅府担任警卫。在一次护卫中山先生外出公干回府时，卫立煌所骑军马急欲回巢，竟然狂奔起来。卫立煌控制不住，军马蹿进大门，他身背的步枪卡在门框上，将他掀下马来，重重地摔在地上，顿时口吐鲜血。中山先生当即命人送往医院治疗。病情稍缓和，他回到中山先生身边。中山先生原本是医科出身，深知内伤需要一段时间调养，便对卫立煌作了特别叮嘱，你的伤还没有彻底好，需要休养一段时间，否则将来会落下病根。这里没有休养条件，建议你回老家养病。你还年轻，等养好了身体再回来参加革命也不迟啊。卫立煌顿感中山先生殷殷关怀，想到自己才不过二十岁，回老家休养一段时间也无妨，于是便回安徽养伤。中山先生厚赠川资，卫立煌即返回家乡疗养。养病期间，卫立煌虽身在家乡，但心系革命，未等病体痊愈便急忙赶赴广州，孙中山见到他很是高兴，不久擢升为警卫团排长。

　　1918年，护法运动失败，中山先生离开广州去上海，大元帅府解散。卫立煌调入粤军第二军许崇智部下任排长，因屡建战功很快即晋升为连长，不久又升任营长，时年22岁，众人皆称其为“小营长”，鉴于此，卫立煌遂蓄短胡以励老成持重。

　　1921年4月，国会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先生为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兼海陆军大元帅。6月，中山先生命令粤军、滇军、赣军为护法军开始北伐。北伐军很快统一了广西，中山先生在桂林设立大本营，准备由桂入湘，继续北伐。在帝国主义国家的诱骗下，留守广州的粤军总司令陈炯明与北方直系军阀相勾结，牵制中山先生的北伐进军。中山先生察觉到陈炯明图谋不轨，即回师广东，不料仍未能阻止陈的叛变图谋。1922年6月16日凌晨三时，陈炯明下令围攻总统府，炮轰越秀山，阴谋杀害中山先生。先生被迫走避于永丰号军舰上，长达五十五天之久。10月8日，中山先生在上海电令在闽所有北伐军改称“东路讨贼军”，任命许崇智为总司令，蒋介石为参谋长，回师讨伐陈炯明。此一时期，卫立煌仍在许崇智部。东路军在闽广交界处与陈炯明死党血战，攻克广州，陈炯明退往东江一带。在从江西瑞金到福建的大迂回途中，卫立煌用巧计固守一处阵地，不放一枪，使敌军不摸底细，唯恐中计而离去，顺利完成守备任务，他因此在途中被擢升为团长。

　　1923年，孙中山和夫人宋庆龄重登永丰舰，与讨陈有功人员合影留念，卫立煌荣幸地参加了此盛典，孙中山和宋庆龄同他谈了话，赞许他勇敢善战，还送他十二寸合影照片一张，并在一张六寸的单人照上亲笔题签“卫立煌同志，孙文赠”，这两张照片卫立煌始终珍藏。

　　共同抗日，享誉中外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抗日战争全面开启。日军在平津作战得手后，妄图短期内解决中国战局，因而继续沿平绥铁路进攻察哈尔，企图进一步吞并中国。8月初,北平南口会战打响。由于中国军民的顽强抗击，战况焦灼，日军进攻受挫。为了打破僵局,日军从天津增兵至北平沙河，8月中,南口局势危急。与此同时，卫立煌将军接军委会命令率第十四集团军从安徽由平汉线乘火车北上增援，与日军第五、六师团的大部激战于北平门头沟地区。8月底，由于张北和南口方面我方先后失利，继续在北平山区作战失去意义，9月初，卫立煌将军率部由平西转战至山西忻口。进入山西后，卫立煌任第14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与八路军、晋军等地方部队一起投入著名的忻口战役。

　　山西是兵家必争之地，谁拿下山西，谁就控制了华北。北路来的日军是板垣征四郎的第五师团和伪蒙军两个师团，兵力超过五六万人，且第五师团是日军三大精锐师团之一。此时周恩来担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朱德任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亦先后抵达太原。卫立煌将军和周副主席、朱德总司令多次长谈，深入交换抗击日军的战略战术。卫立煌将军常说，当时我国军队还没有和日军打过全面大战，过去多年来虽然和日军冲突不断，都属局部性作战。第十四集团军中只有刘戡的第八十三师1933年在古北口和日军打过硬仗，但也属局部性的。参谋班子心中没有底，共产党提出要在阵地战外加敌后游击战;要有战略运动战;要动员民众，组织军民一起打持久的全民战。这些宝贵意见我们马上就接受了，后来的作战都是围绕这些框架去组织和实施的。周副主席和朱总司令在谈话中向卫立煌将军介绍了9月下旬八路军一一五师在平型关伏击并歼灭日军板垣师团辎重部队，卫立煌将军当即衷心祝贺。回到总部后，即用长途电话通知十四集团军驻西安办事处，购买了上万元的食品罐头等约两大卡车的慰问品，由办事处处长亲送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并附一亲笔贺信交林伯渠。

　　经过以上很宝贵的思想交流后，卫立煌将军即赴太原以北的忻口阵地，组织中国军队在华北抗战以来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的忻口战役。此次战役是国共两军在同一战线上打击外敌的最大一次战役，共歼敌2万余人，阻敌20多天。

1938年4月延安

　　1938年2月卫立煌任第二战区副司令，不久即访问延安，是第一个到达延安访问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卫立煌对抗日的八路军一视同仁，为支持八路军抗日，在武器装备、军需物资等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援。1939年1月卫立煌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并晋升陆军二级上将，9月兼任河南省政府主席，1940年兼冀察战区总司令。卫立煌自担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开始，率国军与八路军连续四年在黄河一线共同抗日，日军曾先后十数次进犯中条山，均被一一击退，日军屡攻不破，被牢牢阻隔在黄河以北，因此日军称中条山防线是他们的“肠梗阻”。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党代表林伯渠曾亲笔题字卫立煌将军：“黄河保卫华北，先生保卫黄河”。

1938年8月山西垣曲

　　挂帅出兵，滇缅奏凯

　　1941年年底，国民党顽固派攻击他帮助八路军,因此重庆军委会命令卫立煌将军与反共出名的蒋鼎文对调职务，转任西安行营主任。1942年初，日军进攻缅甸，我国对外唯一通道滇缅公路眼看就要中断，中国政府答应英国政府请求，出兵支援在缅甸的英军。卫立煌将军奉命到重庆报到，出任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他在重庆正忙于赴缅甸的准备工作，这时原驻洛阳的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主任袁晓轩在蒋鼎文的诱骗下叛变，将卫立煌将军与八路军的一些友好往来，变本加厉，添油加醋当本钱出卖。卫立煌将军闻听此讯，不知如何应对。在处境孤立无援时，他毅然决定去访问周副主席。经约定后，周副主席在住处等他。见面时周副主席拉着他的手，第一句话就说，你受了我们的累。随即拉着他到内间去详谈。据当时陪同卫立煌将军的秘书回忆，卫立煌将军走出来时面露宽慰，烦恼尽去。回到住处，他就提笔给蒋介石上书，大意是：在待职期间，他请求到成都去看望老母，好在往返路程一两天就可，他可随叫随到。得到蒋的批准后，卫立煌将军在成都安心住了年余，总算脱离了在重庆的困境，更重要的是为他复出抗日留下了余地。

　　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部于1943年4月成立，第一任司令长官陈诚因病去职。1943年11月，卫立煌出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指挥数十万远征军一举击溃滇西和中缅边境日军，打通滇缅公路，保证援华抗日物资源源抵达中国，保住了抗日运输生命线。

　　卫立煌甫至云南即着手做各种战略准备。他多次亲自拜访“云南王”龙云以及相关地区政要、土司，与他们建立起相互信任的关系，为日后获得云南百姓对滇西反攻战役的支持打下了基础。随后他将远征军司令长官部从原来所在的楚雄搬至离前线更近的保山，虽然危险增加了，但视察前线、指挥作战、通讯联络更方便了，也较大程度地鼓舞了部队士气。他非常重视部队的团结和整体作战能力问题，对嫡系部队排挤非嫡系部队、克扣非嫡系部队武器分配等情况严加整肃，绝不允许任何人削弱部队整体战斗实力。

　　为了打通滇缅公路,远征军就必须攻下腾冲和松山两个日军死守的据点。在打响腾冲战役前，卫立煌在第20集团军军长霍揆彰陪同下到第53军视察。视察之后甚为满意，集合两师在弥渡阅兵。当检查武器时，见步兵连每连60迫击炮仅4门，按编制应为6门，尚少2门。卫马上问：“为什么不都拿出来?”周福成答：“第20集团军扣留未发。”霍揆彰在旁面红耳赤地说：“是准备补发的。如一次发完，坏了就没得补发。”卫问：“第54军为什么都发了呢?”霍当时无话可答。卫立即以严肃的口吻说到：“大敌当前，宜以整体计划为重，不应再存歧视心理。少发2门60炮，减少火力，这是自己配苦药给自己吃。都是国军，有什么东北西南之分呢?”霍答：“明天即发，60炮在库里存着呢!”卫即集合全体军官讲话，其要旨谓：大家在这个时候应加紧训练，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杀敌复土，人人有责;军队是国家的军队，不得视为谁的私有物。请大家放心，今后第53军不论是谁，都应平等看待，在补剂上一律按司令部的规定，不听命令，必受处罚。卫立煌走后，霍揆彰马上把60炮补发。大战在即，即便对53军有种种不满，霍揆彰还是能暂时隐忍，毕竟需要这支部队去战场效力。严重的情况发生在腾冲城攻下以后，据王理寰毫不避讳的撰述：

　　“霍揆彰忌恨第53军的功绩，捏造情报，准备解散第53军”，竟直接报告蒋介石，大意为：“查第53军军长周福成，第116师师长赵镇藩、副师长刘润川，第130师师长王理寰，均系东北军张学良的余孽，腾冲作战不力，应予撤职查办，组织军法会审。所遗各部队分拨各部队补充空额，以充实力。”蒋介石接此电后，转令“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卫立煌遵照办理具报”。卫接到此令，即以电话向霍质问：“收复腾冲城，打的是胜仗，第53军的战斗要报，每天前进若干公尺，歼灭敌人若干名，缴获敌战利品若干件，都是你第20集团军总部报告长官部的。现在你呈报第53军作战不力，如果属实的话，那是你战斗要报报错了，你应受军法处理。”霍揆彰无言以对。卫立煌又以长途电话向蒋介石说明此事，蒋说：“无其事，就算了吧!你不要告诉第53军。”霍揆彰因此无颜再留，就悄然溜到昆明养病去了。卫立煌一面将第53军调归第11集团军指挥，一面整理第54军，并向蒋介石呈请，说明抗战团结大义，现在滇西反攻尚未完全成功，霍揆彰这种做法，是破坏团结，不利抗敌;同时对第53军副军长遗缺，保荐第116师师长赵镇藩升任，遗师长缺以该师副师长刘润川升任。此后第53军官兵更为团结，人人效命，勇于战斗，对卫立煌印象更为深刻。[ 王理寰：《卫立煌率师反攻滇西》。据《远征印缅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381页。]

　　卫立煌也不是一个喜欢坐在家里指挥战斗的将军，他经常到前线视察布防情况，甚至关注前线士兵的身体健康问题(如亲自向美军军医请教如何防瘴气等)。由于配备了先进的美式武器装备，开展了高质量的军事训练，部队思想统一，复仇、求胜心切，因此部队的总体作战能力和水平有了很大提升。作为一个高级指挥官，他恪尽职守，力尽所能，为滇西大反攻作了充分的部署准备。

　　松山战役可以说是滇西反攻中最为艰苦的一次战役。松山地处高黎贡山南段，是怒江惠通桥桥头堡，滇缅公路环山而过，是滇西战略要地。日军在山上修筑了坚固的半永久性防御工事，准备长期扼守。由于是咽喉之地，远征军必须攻克松山，否则无法打通滇缅公路。攻击部队从山下一点一点往上打，又恰逢滇西雨季，敌人既隐蔽又顽固，因此打得异常艰难困苦，死伤十分惨重。但远征军官兵非常英勇顽强，流血牺牲没有消磨掉他们的意志，没能阻挡住他们前进的步伐。推进到松山主峰后，发现日军早已筑成坚固的土木堡垒，硬攻是不现实的了，必须改变战术。最后，第八军想出了坑道爆破的办法，步兵掩护工兵进行坑道作业，装填TNT炸药3吨，以“人造火山”式的大爆破，一举颠覆了松山日军主阵地，又连续作战肃清残敌，打开了滇缅路上的一个死结，终于赶在“九一八”国耻日前向全国人民交了一份合格试卷，以热血换来的松山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国人抗战到底的士气。

　　松山战役打响后，卫立煌时刻关注着松山战况，及时作出战略部署。他曾数次冒着枪林弹雨亲临松山前线视察，在一江之隔的怒江东岸羊角峰指导作战，鼓舞士气。在9月上旬战事进展不利、士气懈怠之际，亲自派遣长官部高级参谋人员上松山帮助部队解决攻坚困难，并下达手令严厉督促第8军指挥官限期完成任务。

　　归纳起来，远征军攻克松山，成功因素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是云南百姓的支持。高山丛林作战，运送弹药、给养有时候卡车是不管用的，云南人民就用人力、用骡马，冒着随时有被炮火打中的危险往前线运送弹药、给养等，还帮助救治伤员。

　　二是武器装备先进。远征军配备了美式先进作战武器。各军配属了炮兵营，配备了火箭筒、火焰喷射器等先进、有效的武器，有利于打击坚固防御工事;TNT炸药得到充分配给、利用。

　　三是战术得当。不仅以占领制高点为目标，须攻克堡垒，全歼守敌。具体方法是：采取限制目标攻击法，逐步攻略，避免一举突贯;以占领高地棱线为满足，绝对禁止突下反斜面，以免被袭;以有力之兵占领敌工一中，逐步严密肃敌;必以炮火先行破坏敌堡。进攻重点仍是滚龙坡，再逐步推进。推进山炮于最近距离，集中一点续发，迫敌下行，我方再封堵、喷火。

1945年1月云南昆明

　　回归祖国，参政议政

　　1955年3月，卫立煌拒绝了国民党让他去台湾的安排，从香港回到北京。他是从海外归来的国民党最高级将领，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亲切接见，并发表了《告台湾袍泽朋友书》，呼吁两岸和平统一，受到毛泽东主席高度赞扬。

　　1956年4月，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像卫立煌、翁文灏这样的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我们应当继续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卫立煌历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二、三届常务委员，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三、四届民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1957年4月16日，周恩来总理在北京饭店举行盛大酒会，欢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卫立煌参加了酒会并与毛主席和伏罗希洛夫见面。伏罗希洛夫笑着对卫立煌说，只要我们团结一致，我们就是无敌的。周恩来总理说，国共两党过去已经合作了两次。毛主席紧接着说，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卫立煌将军戎马一生，能征善战，为中华民族存亡英勇战斗，为新中国建立建设不遗余力，体现了高度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为了民族大义，他抛弃党派分歧，在与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合作中，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坚定支持者和主要执行者。

1956年 毛泽东和卫立煌

　　当今，两岸人民的沟通交流日益密切，国共两党也实现了历史性的再次会晤，第三次国共合作正卓有成效地开展，卫立煌将军泉下有知，亦当感到欣慰。

　　注：作者 卫智 系卫立煌将军嫡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