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南忆任中方代表谈判香港问题 捍卫国家利益与英坚定斗争
回忆香港回归，那些年、那些事，94岁的原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无疑是最权威的讲述者。作为中英谈判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周南身处中流击水的湍急险境，却有气定神闲乘一叶扁舟的风度。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华诞前夕，他在北京接受香港文汇报专访时表示，“一国两制”的提出、香港问题的谈判以及后来过渡时期同英国的斗争，自始至终是邓小平同志领导的。在邓公直接领导下，周南以高超智慧和斗争策略为捍卫国家利益与英方进行坚定斗争。而在这一湔雪百年国耻的过程中，周南只是平静地说，自己做到了“坚守本职而已”。
记者：香港问题的和平解决，可以说，无论在中共百年奋斗史和改革开放历程中都是一个亮点。您作为主要当事人，回归前的参与者，回归后的观察者，今日回头看看不知有何感想?
邓公心目中两件大事
周南：自邓公提出“一国两制”的伟大设想之日起，斗争就从来没有停止过，近年来愈演愈烈，特区政府经受了疾风骤雨的反复冲击，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终于战胜了多次险恶的进攻，站稳了脚跟，继续稳步推行“一国两制”。实践证明在香港推行的“一国两制”是经得起考验的，是有强大生命力的，是任何外部势力都冲不垮的。另一个感想是：邓公不但提出了“一国两制‘的设想，而且亲自领导香港问题的解决。他的工作作风是抓大不抓小，大事一抓到底，直到问题的解决，小事不问，他心目中的大事都与保证国家主权和中央对特区领导权力有关。实践反复证明，邓公对解决香港问题的一系列指示包括回归后应如何管理特区，充分体现了他对香港形势的深刻理解和高瞻远瞩，深谋远虑。
按照时间的顺序简单回顾一下：从一开始邓公就充分估计到在香港“出乱子”的可能性，在与撒切尔夫人第一次会谈中就点明“如果出了乱子，中方将不得不重新考虑收回的时间和方式”，以后又多次重申了这一点。
提到“一国两制”，邓公总是强调“一国是主体”是“大前提”，提到“港人治港”，总是强调必须是由“爱国者”的港人来治港。他质问道：“难道普选就一定选出‘爱国者’吗?”，要选举也得慢慢来“循序渐进”。提到“高度自治”是强调“高度”不是全部，中央要保留必要的权力。
在制定基本法期间，邓公关注的一是要保证政治体制能保证选出的行政长官必须是“爱国者”，二是要保证中央对特区事务有必要的干预权。
不能笼统地反对中央干预
在确保香港回归后的持续安定问题和确保中央对特区事务应有的干预权问题上，邓公讲得最深刻最明确。他说：“不能笼统地反对中央干预，如果这样的干预有利于香港的繁荣稳定，你为什么要反对?香港存在动乱的因素，不安定的因素。有的存在于香港的内部，也有的存在于外部，如果出现动乱，你干不干预?如果要把香港变成反对和颠覆中央的基地，你干不干预?”他又说：“切不要以为把一切事情都交给港人去管，中央什么都不过问，就万事大吉了，我们没有自我安慰的根据。”他还提醒大家：“要知道，搞起个动乱是很容易的”，基本法第二十三条反颠覆条款也是根据这些思想和指示写上的。
到了彭定康提出“三违反”方案，邓公敏锐地指出，这是英国人借“加速民主进程”的口号争夺香港回归后的管治权，并指出：“对英国人一点也软不得”“必要时我们另起炉灶”，“我说的‘另外的时间和方式’现在仍管用”，而且要有关方面作了具体安排，与此相配合，他还要《人民日报》于“邓选三卷”出版前发表他1982年同撒切尔讲话全文，将“两个另外”公示于天下。最终采用了“另起炉灶”方案，彭定康的打算枉费心机。
在谈判过程中，他亲自抓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大家所熟知的在港驻军的问题，另一个是联合联络机构进驻香港的问题。前者他一生气，拍了桌子，问题就解决了。后者他亲自同英国外交大臣谈，还是谈不下来。两者都是事关如何制止可能发生动乱的大问题。
邓公指示对回归后治港具重大启示
邓公当年讲的这些话，后来许多不是都为事态的发展所验证了吗?曾经有一种议论，认为小平生前对香港回归后应如何管理并没有留下什么指示，重温以上所述，不知会作何感想。
总之，在回归前的过渡时期，中英双方在明里暗里为争夺对香港的管治权而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对手在回归时期前是英国为主美国为辅，回归后是美国为主英国为辅。回顾过去几十年的实践，似乎可以说：凡是我方的作为比较符合小平的思想和指示时，工作就比较会产生正效果，反之，就会遇到反效果。是不是这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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