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喜迎建党100周年的重要时点，“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百年大公见证红色甘肃百年记忆”红色之旅采访团回访了哈达铺、会宁、南梁等甘肃红色革命圣地，重温历史，缅怀先烈，致敬英雄，感悟甘肃这片土地上可歌可泣的红色篇章，感天动地的红色故事。
平凉泾川：感受吴焕先烈士版的《觉醒年代》
在二十世纪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史上，被誉为“少年军团”“北上先锋”的红二十五军是一支英雄的部队。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开始了伟大的长征。历时10个月，最终于1935年9月先期到达陕北，成功接应即将到达的中央红军，为中共中央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建立在陕北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吴焕先及红二十五军的领导人特别可贵之处，就在于与中央红军长期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孤军奋战，转战近万里，坚决果断地做出并执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战略决策。
1935年8月21日，吴焕先在甘肃泾川县“四坡战斗”中不幸壮烈牺牲，年仅28岁。吴焕先烈士的生命虽然只有短暂的二十八年，但他在中国革命的历程中，绽放出了明亮而耀眼的光芒，他为人民建立的功勋，永远载入中国革命的史册。
游客、学生在位于甘肃平凉市泾川县的吴焕先烈士纪念馆在地图中查看参观学习(郭涛/摄)
泾川县吴焕先烈士纪念馆副馆长刘华介绍红军长征途径甘肃的情况(杨韶红/摄)
腊子口战役：打开北上抗日大门
如今的“腊子口战役纪念馆”馆名由当时率领红四团攻打天险腊子口的杨成武将军亲笔题写。
腊子口，位于甘肃甘南州迭部县境内的腊子沟内，藏语意为“险绝的山道峡口”，自古以来是川西北进入甘肃的必经之路。是红军战士跨越的最后一道天险。1935年9月14日，毛泽东在茨日那村发布了“在三天之内夺取腊子口”的命令。只有砸开腊子口，才能打开北上抗日的大门。
“腊子口上降神兵，百丈悬崖当云梯。”《长征组歌》中这样描绘出那一夜出奇制胜的战斗场景。 如今，巍峨的腊子口战役纪念碑耸立在腊子口的群山之中，无声讲述着86年前的那场浴血之战。
腊子口战役纪念碑(郭涛/摄)
哈达铺：一张报纸定乾坤
攻下腊子口后，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于1935年9月18日，到达哈达铺。毛泽东看到《大公报》上登载有陕北红军刘志丹和徐海东部队活动和陕北根据地的消息，决心率红军去陕北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大公报》为中央红军指出了一个明确的方向。“一张报纸定乾坤”，已成为在当地广为流传的佳话。在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里展示的一九三五年八、九月《大公报》复印件中，《陕北军事形势转变》等标题清晰可见。
红军长征哈达铺纪念馆
哈达铺邮政代办所旧址内红军战士正在读《大公报》的雕塑(郭涛/摄)
榜罗镇会议：定方向诵《长征》
1935年9月26日，中共中央率领陕甘支队进入甘肃通渭榜罗镇。27日在榜罗镇中心小学召开了由张闻天主持，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和王稼祥参加的常委会议，史称“榜罗镇会议”。解决了长征最终何处落脚的问题。通过阅读报刊资料，进一步了解到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北方的严峻形势和陕甘革命蓬勃发展新情况，同时获得红二十五军已经到达陕甘苏区的新消息。
榜罗镇会议是红军长征途中甘肃境内召开的唯一一次政治局委员会议，是红军在战略转移中，继遵义会议后，召开的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榜罗镇会议使红军的战略转移，从被动转向主动，会议改变了俄界会议关于在接近苏联地区建立根据地的决定，作出将中共中央和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甘革命根据地，保卫和扩大陕甘苏区，领导全国革命的战略决策。正是在此背景下，毛泽东首次在通渭县文庙街小学以口头朗诵的方式将《七律•长征》公之于世。
七律·长征
毛泽东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榜罗镇会议纪念馆里展示的毛泽东在文庙街小学朗诵《七律·长征》的场景(杨韶红/摄)
“百年大公见证红色甘肃百年记忆”采访团一行在榜罗镇当年召开连以上干部大会的核桃树下采访(郭涛/摄)
界石铺：领袖驻地 中心基点
从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进驻界石铺，到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在静宁、会宁地带陆续会师期间，绝大多数党和红军领导人都涉足静宁，在静宁界石铺住宿、休整、战斗、生活过。毛泽东深知界石铺在长征会师中的重要性，让红军抢占界石铺，牢牢扼住国民党部队在西兰大道上的咽喉，把它变为红军在通(渭)、庄(浪)、静(宁)、会(宁)会师战场的中心枢纽。在部署三大主力会师的电文中，他反复强调“以界石铺为中心”“以界石铺为有利中心基点”，让四方面军主力以进占界石铺为主要任务。
当年部署三大主力会师的电文如今都镌刻在界石铺纪念碑上(郭涛/摄)
毛泽东在界石铺的旧居(李锐/摄)
岷州会议：奠定三大主力会师基础
1936年9月，红四方面军到达甘肃南部后，朱德和陈昌浩都认为大军不能在此久留，必须迅速通过西兰公路去和红一方面军汇合。1936年9月16日至18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岷县三十里铺召开了著名的“中共西北局岷州三十里铺会议”，史称“岷州会议”。会议否定了张国焘错误的西进计划，同意中央北上的意见，通过了“通庄静会战役计划”。岷州会议维护了毛泽东等党中央领导人对军事斗争的正确指挥，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对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于西北、推动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建立起到重要作用。
岷州会议旧址(郭涛/摄)
会宁：红军胜利大会师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是长征胜利的标志，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转折点。红军长征期间，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李先念等都到达过会宁，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9位元帅及8位大将、46位上将、127位中将、1200余位少将都在会宁留下了足迹。如今的红军会宁会师旧址位于县城中心地带，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首批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之一、首批50个全国廉政教育基地之一、国家安全教育基地和国防教育基地、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国家4A级旅游景区，是全国30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路和100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之一。
会宁红军会师纪念塔(郭涛/摄)
庆阳南梁：“两点一存”革命根据地
陕甘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总结其为“两点一存”。
甘肃庆阳市是甘肃唯一的革命老区。上世纪30年代初，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创建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建立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于1935年6月扩大形成陕甘革命根据地，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完整革命根据地，形成了以“面向群众、坚守信念、顾全大局、求实开拓”为主要内容的南梁精神，为党中央和各路长征红军提供了落脚点，为后来八路军主力奔赴抗日前线提供了出发点。
庆阳市华池县抗日军政大学第七分校旧址(郭涛/摄)
“百年大公见证红色甘肃百年记忆”采访团一行在南梁革命纪念馆景区内的大公报雕塑前合影(郭涛/摄)
兰州八办：“革命的接待站，战斗的指挥所”
1937年5月设立，与全国17个办事处一起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在党代表谢觉哉、处长彭加伦、伍修权等领导下，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组织建立了各种救亡组织、各种文艺团体，也使多种报刊杂志相继问世。苏联援华物资经办事处中转源源不断地转运至各抗日战场，从甘肃本土选送的一批批优秀青年奔赴延安，兰州八办培养和积蓄了抗战的有生力量，被周恩来誉为“革命的接待站，战斗的指挥所”。
八路军兰州办事处旧址内展示的当年在甘组织开展有关抗日活动的资料(郭涛/摄)
“百年大公见证红色甘肃百年记忆”采访团在兰州八办旧址参观采访(曹嘉鑫/摄)
文：杨韶红 郭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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