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兰(右)1987年重访槟榔湾村探望刘炳安(左)，二人分别40年后重逢，恍如隔世。 受访者供图

　　93岁老战士昔投“纸弹战”燃卫国希望“一定要打倒日本仔”

　　日寇侵华，改变了徐墀的人生路。家国遭侵略，让从小怀有爱国心的徐墀毅然加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港九大队。现年93岁的徐墀日前在接受香港文汇报访问时透露，自己当年还负责秘密派送抗日宣传品，打“纸弹战”。当年，一旦被搜出有抗日的传单、情报将性命难保，但他从未因此而动摇抗日之心，更为了成功执行任务而特意参加了当年的日本语讲习所，贡献自己的一分力，终于迎来抗战胜利。回想当年的抗日经历，到今日依然令人感动和震撼。

　　徐墀：自费派抗日传单 献力燃胜利希望

　　老兵寄语：希望香港青年多到内地走走，把握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机遇，相信你们会前途无量。

　　1941年日寇入侵香港时，徐墀14岁，住在筲箕湾小渔村的一间砖屋。他在小学几年都考第一，取得了投考英文中学的名额并成功考入，将在这年9月开始入读，若成绩保持优异，3年后就有机会获送伦敦升学。那年12月8日凌晨，日军空袭香港启德机场，徐墀当日上午如常提着藤喼乘电车上学，看着天空的战机，还以为是演习，到达学校才知道是日寇入侵香港，从此他的人生路开始转向。

　　日寇流弹袭港 粉碎升学美梦

　　“当我回到东大街街市对出的斜坡时，看到有人中了日本战机的流弹受伤，遍地是血，那时我见到血都怕。当时市区有很多伤者，情况都好严重。回到家后，我便和父母、两个弟弟、一个妹妹，一起迁入附近的防空洞。我身为长子，每天早上我都会回家做两顿饭，再拿给防空洞的家人。”徐墀想起日寇如何迫使他失去学业、有家归不得。

　　“再过几天，日本仔的炮艇开始登陆，马达声很响亮，我们一家彻夜难眠。我偷偷远看，见到日本马队在东大街经过。第二天，整个东区被占领了。再过了几天，日军占领了九龙半岛。当时日军入侵香港，驻港英军及加拿大兵抗击日军18天后，时任港督杨慕琦在12月25日投降。日本仔开始到处捉人，不服从就捉。当时市民见到日本仔都要鞠躬，否则便会遭日本仔以枪托打胸口。日本仔又强迫市民用军票，要用4元港币兑换1元军票，强夺我们的财产。”徐墀见证着香港进入了三年零八个月的沦陷岁月。

　　他时常想起小学时老师教唱的《义勇军进行曲》，也就是今天的国歌，“我们当时好热衷唱，歌词彷彿让我燃起一股能够抗日的力量。”1942年9月，徐墀加入了港九大队，并于1944年5月正式加入市区中队，负责情报及交通工作，协助进行“纸弹战”。

　　记录战舰动向 张贴日军败绩

　　徐墀每天会负责记录及监察鲤鱼门炮台附近的日军战舰动向，包括泊位及航线，还负责秘密派送抗日宣传品，包括抗日传单《地下火》和《前进报》等。

　　日寇侵占香港期间在香港设立区役所监察华人，安排华人担任所长，并在区役所的报告板张贴日军的“战绩”。「我经常将抗日小册子放进区役所所长的抽屉内，让所长知道自己受港九大队注意，希望他切勿对中国人做残酷、苛刻的事;我又会在区役所的报告板张贴日本海军战败的消息，让群众知道抗日战争仍在进行，而日军正不断溃败;我还用做手工鱼鈎赚的钱买了辆旧单车，每天来往中环、北角等地派送抗日传单。有了这些宣传品，市民都怀着‘一定要打倒日本仔’的希望，否则一定对前途绝望，会很颓废”徐墀讲解着“纸弹战”的重要。

　　日寇当年在香港设了很多关卡，更在晚上实施戒严，出入不易。若抗日传单、情报被搜出，性命难保。因此，徐墀特意参加当时的日本语讲习所，并凭着谨小慎微的处事态度、基本日语会话及讲习所的学生证，成功执行任务，直到抗战胜利。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天我们看着日本仔放下武器、脱下衬衫，打大赤膊从东大街行去鲤鱼门……”徐墀说，那天他很高兴，迎来梦寐以求的一天。

　　刘炳安：毋忘鲜血换和平 嘱青勿暴动毁港

　　老兵寄语：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希望年轻人珍惜，千万不要行差踏错。

　　“当时我反应慢一点便没有命!”原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港九大队市区中队队长方兰的传讯员、现年87岁的刘炳安向香港文汇报记者回忆起自己死里逃生的抗日经历，但他的战友却不幸牺牲。深知幸福生活是靠先烈的鲜血换来，刘炳安更感现在生活来之不易，希望告诫年轻人珍惜，千万不要行差踏错。

　　1941年12月，日寇侵占香港，土匪随后亦在全港肆虐，打家劫舍。在西贡清水湾槟榔湾村的农家长大的刘炳安说：“当年新界的乡村饱受土匪威胁、摧残，幸好当年方兰与游击队的到来，肃清了四处作恶的土匪，游击队非但没有借立大功而索取保护费，反而到处帮人，每到一条村都帮助农民耕种，广受新界乡民欢迎。”其后，游击队更在槟榔湾村建立了市区中队的抗日队部。

　　日寇当时欺压中国人，实施粮食配给制度，从一开始每人每天获配“六两四钱”米，甚至后来改为“三两二钱”，即半碗饭，令物价高涨，令香港市民每天捱饿，要以树根及以木薯根制成的淀粉充饥，导致营养不良、消化不良，每天便秘。如此种种，更令刘炳安憎恨日寇，遂于1942年底加入了游击队抗日，四野为家，那时他大约只有9岁。

　　投游击队派递信件传单

　　游击队纪律严明，教导他要乐于助人，又规定队员不可与村中妇女发生男女关系、不可偷盗等，否则就要以手枪自行了结，部队严明的作风，亦得到了很多村民的敬重，进一步团结了抗日的力量。

　　刘炳安在游击队的角色是传讯员，“负责派递信件及抗日传单，与方兰的母亲(同属东江纵队港九大队市区中队)负责往来西贡、中环、湾仔、铜锣湾等地的传讯工作。入队时我们都会宣誓不能洩露游击队的行踪。而重要的军令、情报均不设署名，只会以几何图案等暗号代替，以防泄漏。”

　　刘炳安回想自己当年的工作，例如在深夜送递紧急信件，不能拿电筒，只能摸黑走旧山路，“我会勒紧裤管，防止山蛇缠身;若见到白地便要提防，因为那是水，不能掉进去;下山时我则会背着走、密步行，以免滚下山;接近部队的持枪哨点，我便要以口令相应。”

　　传讯遇日寇搜身险送命

　　若刘炳安的传讯路线出现日寇，村民一般都会以暗号提醒，比如在门外晾衫。不过，刘炳安亦曾在没有暗号下遭遇日寇，原来那次日寇强征了很多村民为他们攀山涉水运送粮食。“当时我揹着一袋部队的信件，看见了日本仔与村民运送粮食的队伍后，我继续前行，与第一个日本仔擦身而过，他没有理会，随后我便立即走到队伍中间，趁着人多有视线遮挡，将信件扔进丛林中，我随即被队伍尾的日本仔截查，要脱我衣服搜身，反应稍慢便没有命，十分凶险。”当时，有不少东江纵队的战士为抗日付出宝贵生命，比如方兰的母亲就因遭到日寇搜获信件而牺牲。

　　现在的和平生活，是先烈用鲜血换来，这一点，刘炳安感受尤深。所以，他更不忍见到香港近年的乱象，希望年轻人不要行差踏错，不要参与暴动，破坏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