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著名学者、中国问题专家马丁·雅克。

　　近年来，部分别有用心的欧美政客在国际舆论场刻意散播一种声音：他们反对中国共产党，但支持中国人民。这种挑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说辞成为他们对华恶毒攻击的又一“套路”。但在英国剑桥大学高级研究员马丁·雅克看来，“中共比西方现在任何一个政府都更能代表人民”。这是他近日通过视频连线接受《环球时报》专访时强调的观点。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之际，马丁·雅克跟记者详细谈论了中共的持久性和韧性、西方与中国不同的政治组织方式、西方对中共的误读等话题。

　　中共“以极其活跃的方式进行自我更新”

　　记者：在过去几十年里，一些西方学者曾预言中共“垮台”，比如中共的领导不会超过70年等，但事实证明这些预测都错了。您认为当年此类预测的逻辑是什么?

　　马丁·雅克：这是一种典型的思维范式，即西方的民主模式是世界上唯一可行的、可持续的政治体系。这是西方一种普遍的观点：除了基於普选、多党制、法治和三权分立的制度以外，其他的制度都是不民主的、不具代表性的、不负责任的，因此也是不可持续的。

　　西方的政要和学者认为，西方的政治模式应该具有普遍性，他们也一直在竭尽全力地推动这一目标成为现实，甚至不惜通过武力将一种完全不适合当地社会和文化的制度强加给另一个国家，比如在伊拉克推动政权更迭。

　　这一论调背后的另一个因素是，在上世纪冷战时，共产主义被宣传为一种“工具主义、独裁主义和专制主义”的制度，因此这个名词和制度在西方没有得到民意支持，(也被认为会崩溃)。而2016年冷战思维在西方回潮后，这一论调也再次上升。这是西方在智力和政治水准上的极大倒退。

　　记者：他们的预测错在哪里?中共的“持久性”和“韧性”源自哪里?

　　马丁·雅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西方却很少探究它的答案。西方总是在道德上谴责中国，然后期待它“倒掉”，却没有认真问过自己这个问题：为什么中共可以一直执政?我认为，中共得到人民的大力支持，这是它可以长期执政的真正原因。

　　另一个原因是中共在逆境中自我更新、自我恢复、自我改变的能力。比如，上世纪邓小平引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力推动中国融入世界的努力，就充分显示出中共可以在必要的时候做出深刻的转变，而这是世界上任何其他政党难以做到的。

　　中共之所以根基深厚，是因为它代表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利益。换句话说，中共也必须不断兑现自己对民众的承诺，赢得民众对自己的支持。这是构成中共“持久性”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总之，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结果就是，中共从1949年至今的表现是一个史诗般的故事：极端贫困被消除，人民的生活水准显着提高，中国从一个弱国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谁不支持中共?

　　记者：西方认为中国是“一党专制”，您怎么看这种说法?

　　马丁·雅克：对中国“一党专制”的批评基於一个观点：中国只有一个执政党，因此，中国不存在选择，也不存在改变，因为只有多党竞争才能提供选择和改变。然而，这是一种片面的观点。正如我此前提到的，中国从“毛时代”到“邓时代”的政策改变是巨大的，这正是中共自我更新能力的体现。而中共现在管理中国的方式也与十年前或二十年前的方式不同。中共一直在变化，它以极其活跃的方式进行自我更新。

　　当然，我并不是说“一党制”就是最好的——这种观点也是错误的，比如苏联的“一党制”具备西方所批评的缺点。但中国的情况很不一样，我认为实际上中共比1945年来任何西方政治体制都更具创造力，更能改变和向前走。

　　“世界上确实存在治理危机，但不是在中国”

　　记者：您认为，中共党员和西方政党的党员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马丁·雅克：两者有很大不同，这也折射出中国与西方政治制度的差异。尽管存在一些例外，但大部分英国政客都很擅长辩论，他们几乎每次演讲都要批判自己的对手政党。这是一种集团主义的体现，集团主义是我们政治的一大障碍。比如，我是左翼人士，我见过的大多数英国工党政客基本不会从战略的角度来考虑问题。

　　对于英国政客来说，“说得好”意味着一切，所以演讲是一门必修课。人们更在意政客说了什么，而不是实际做了什么，因此很多英国政客缺乏真正的政绩。很多人在成为议员之前是律师或商人，右翼有一些来自传媒界，左翼可能来自工会或教育界，但他们对经营、管理某个领域缺乏经验，我认为这是英国政治制度的一大缺陷。美国也有同样的问题，即一切都是为了当选，而不是改善社会。

　　记者：您此前也提到过，西方对於政治的关注大多着眼於选举民主，而中共则更注重治理能力。您如何看待中西方在这方面的不同?历史会证明孰优孰劣吗?

　　马丁·雅克：西方有关政府的讨论，大多集中在政府是如何产生的，而并非政府是如何治理、如何做事情的。所以我们看到，西方很注重讨论普选、多党制等。与之相比，中国则更关注政府的有效性、能否履行承诺等。

　　这也就产生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政治组织方式。英美法德等国的政治体系围绕着当选，这会导致一种相对短视的心态。中国的制度则更容易从长远考虑，比如2049年的目标，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在我看来，也是更科学的方式。

　　从政治家的维度来看，西方政治家更多考虑的是受欢迎的程度，因此他们的承诺也大多停留在口头上。西方当然也有像默克尔这样优秀的政治家，但太少了。对于中国的政治家来说，只有在各级政府和党内有非常优秀的表现，才有可能成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

　　通常，中国的领导人在多个地区有着丰富的治理经验，而鲍里斯·约翰逊又做过什么呢?他曾是一名记者，后来当了几年伦敦市市长。而托尼·布莱尔先是律师，后来成为议员，但议员不负责任何治理工作。所以他们在政府层面没有经验。

　　坦率讲，我认为世界上确实存在治理危机，但不是在中国。我想，西方未来将不得不认真地对此进行改革，但这或许需要很长时间。

　　记者：在您看来，当下西方社会对中共最大的误解是什么?

　　马丁·雅克：西方对中共最大的误读是：中共不代表中国人民。但我认为，中共比西方现在任何一个政府都更能代表人民，因为它有能力回应人民的诉求。事实上，从民众对政府满意度、民众对社会治理参与程度以及中国社会的变革方式等指标来看，以上答案都是显而易见的。

　　我并不反对选举，我不认为英国或西方就应该有中国的政治制度，这是行不通的，因为我们有完全不同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但同样地，中国也和西方有着完全不同的历史根源和文化语境，没有必要一定采取西方的制度。事实上，并不存在一种放之四海皆准的模式，因为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复杂的世界。

　　西方对中共的误读本质上建立在“西方人优于其他所有人”的基础之上，即西方统治了世界，它应该统治世界，西方的规范就应该是世界的规范。很抱歉，那个时代已经结束了，也不会再复活了。正相反，西方正处在衰落之中。

　　遭受西方更多敌意，是因为中国成功了

　　记者：近两年来，我们看到中共在西方似乎被极大地“妖魔化”了。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

　　马丁·雅克：我认为这一现象主要是从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后开始明朗化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到2015年间，中国和西方有过一段相对和谐的时光，西方对中国的态度比较开放，也更加乐于探索了解中国。

　　改变这一局面的关键因素是美国。此前，美国一直认为它能与中国建立合作的良性关系。这一态度基于两个假设：一是中国很难成为美国经济地位的挑战者，二是随着中国的现代化，它会逐渐西化。

　　正如我们现在看到的，美国极大地误判了中国，这两件事都没有发生。中共的治理没有被削弱，而且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影响力和支持度显着上升。

　　因此从2016年前后，坚信自己是“天选之国”的美国不再用旧时的视角看待中国，而开始将中国视为一种威胁、美国自身全球霸权的威胁。这是其态度转变的根本原因。

　　现在，我们正面临着西方对中国妖魔化日渐严重的时期，一个谎言接着另一个谎言。它不会永远持续下去，但很可能会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要走出这一状况，根本办法还是美国需要在某个时刻意识到，它必须平等地对待中国，不能再期待和强求自己在这个世界上至高无上的地位。当美国出现这种社会意识时——从长远来看，我认为这会发生的——那么一种与当下不同的中美关系才有存在的条件。

　　记者：随着自身的发展和世界格局的变化，中国内外都涌现出许多新的矛盾。您认为中共未来主要面对哪些挑战?该如何应对?

　　马丁·雅克：第一个挑战是继续维持中国崛起的势头，并以相对和谐的方式同世界其他地区就自身的崛起“谈判”。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中国的崛起正在遭遇西方越来越多的敌意，这不是因为中国“失败了”，而是因为中国成功了。如何就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与世界其他地区“谈判”，并使世界接受这种影响力，将成为一个重要挑战。

　　另一个挑战是，中国不能把目前的团结视为理所当然。中国各个地区的收入和生活水准差距很大，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不平等可能成为日益严重的问题。中国该如何处理这一问题，是第二个挑战。

　　第三是处理好中国国内发展和对外政策的关系。中国现在正在经历一个“国际化”的阶段，与此同时，因为与美国关系的恶化，中国也在考虑自力更生，如何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如果我们用更广阔的视角来观察中国，比如把时间扩展到过去两千年，我们会发现中国在汉、唐、宋、明和清初等五个历史时期都是世界最先进的社会和文化之一。在这五个时期之间，中国有过衰落，但它总是能重塑自我，更新血液，并实现复兴——这在世界其他国家里非常罕见。而现在，中国或许就正处在它第六个再次复兴的时期。这不仅和中共有关，更是一个有关中国文明演进的有趣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