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百年历史，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我们从党在港澳地区的历史红色印迹和故事中，找寻港澳与内地的同频共振，提升港澳各界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信心，让更多的港澳市民凝聚港澳“再出发”的正能量，促进“一国两制”在港澳地区继续行稳致远。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些激动人心的故事。

　　暗夜之火的同举：香港海员的反抗与斗争

　　一个世纪前，在中国海员最集中的地方，以维护海员尊严和权利为宗旨的香港海员工会诞生了。它在历史上曾经历数次迁址，现位于佐敦一座楼龄超过60年的大厦中，毗邻繁华的庙街，市井里的烟火气，映衬着这个百年工会的厚重韵味。

　　二十世纪初的香港，中国海员的境遇恶劣。外国的船主老板可以随便辱骂和打骂中国香港的船员。在遭受种族歧视的同时，中国海员还面对华洋工人待遇的巨大差异。相比外籍船员，船东给华籍船员的工资较低，华籍船员往往10多个人挤在一个不通风透气的房间，甚至有些船员连房间都没有，铺盖在走廊里一铺，就睡在货堆里头。香港海员工会秘书长黎启穗说，“跟洋人的待遇、生活素质都有差距，所以(当时的海员)都很想国家能够富强，能够改变我们被人看不起的情况。”

香港海员工会秘书长黎启穗

　　辛亥革命前后，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经常乘坐轮船奔走于海内外，从事革命活动，与香港海员接触较多，常向海员宣传民主革命思想。海员们在客船上排演戏剧，向海外各地华侨募捐，以作为革命党人的活动经费，甚至直接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黎启穗为我们还原了那一段历史，“那时，香港海员已经协助孙中山先生，运送军火、情报，掩护革命人士。”海员对中国革命的贡献由此而开始。

孙中山先生与香港海员合影

　　1921年，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宣告成立，这是中国海员工人第一个工会组织，也是中国最早的产业工会组织之一。黎启穗说：“孙中山先生当时还写了两个字赠给我们(海员)，就是‘博爱’两个字。”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成立后，数次向香港轮船公司提出增加工资，改善生活待遇，改革雇佣制度以及反对包公剥削等要求，但都不获理会。海员的不满逐渐升级，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罢工应运而生。

　　1922年，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第三次向香港轮船公司提出要求，并限定当天答覆，否则就举行罢工，但对方依旧置之不理。黎启穗介绍，当时从香港开往广州、江门等地的内河轮船，以及从外部开到香港的远洋轮船上，大约1500名中国船员相继罢工，香港海员大罢工终于爆发。“当时主要领导(罢工)的有两位前辈，一位是林伟民，另一位就是苏兆征。”黎启穗说，“他们为罢工的胜利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1925年6月，工会参与组织发动了支持“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省港大罢工。在香港海员大罢工和省港大罢工中，受到重大打击的港英政府，感到工会的存在对其殖民统治是极大的威胁，于是乘机进行报复，工会曾三次被港英政府封闭。但面对强权，工会坚持抗争，三落三起不屈不挠，继续坚持爱国反殖反帝，维护海员权益，展现了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的光荣传统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省港大罢工

　　日军入侵广州后，一大批海员在工会干部的率领下回乡参加抗日斗争，后来发展成为东江抗日纵队和珠江抗日纵队。当时，香港海员在工会领导下，建立了地下水运交通线，把大批的物资运往内地;海员还担负起重任，冒着风险驾船绕过台湾海峡，把沈钧儒、何香凝、郭沫若、柳亚子等190多名爱国民主人士经海上安全护送到目的地，为全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的顺利召开做出杰出贡献。

1949年2月由香港海员护送北上参加第一届政协会议的部分民主人士在华中轮的合影

　　肝胆相照：“红色生命线”的护送

　　在红色大营救的过程中，香港作为红色救援线上重要的一环，不少地方都曾见证过营救的艰险，而当中不得不介绍的一个地点，就是香港元朗的适庐。在这里，曾有不少被救助的爱国民主人士短暂休憩，而后再重新启程。

适庐

　　香港元朗，炊烟袅袅间，一片宁静祥和，在这里有一座客家大屋，被称为“适庐”。跨过适庐的大门，穿过大堂，可以发现门厅挂有楹联“家住梅山想前人利逐南方萍虽靡定，时逢荆棘为后起远怀东土室筑于斯”。香港抗战历史研究会会长吴军捷介绍说，当时，适庐主人杨竹南从印尼返回香港元朗，并于1939年修建适庐。由楹联分析猜想他的初衷应该是返故乡梅州，但适逢此时内地已遍地战火，杨竹南无奈转而赴港。上联“想前人利逐南方”是回顾先祖由“家住梅州”到南洋发展的族史，但如浮萍一样飘泊不定。下联“时逢荆棘”是因为战乱无法返回家乡，怀着对故土的思念就在这里修建了适庐定居。杨先生将成语“萍踪靡定”改为“萍虽靡定”，已有不甘离开的内涵，表示了屋主把此地当作故乡去热爱和守护的本心。

香港抗战历史研究会会长吴军捷

　　吴军捷说，抗日战争时期，适卢曾是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营救文化界人士和民主人士的一个根据地。东江纵队在香港开展的一次又一次大营救，是百年大党中国共产党在香港这片热土上留下的红色足迹。

　　1941年12月，香港总督府挂起白旗，宣告香港沦陷。在香港避难的百名文化精英处境万分危急，其中包括茅盾、邹韬奋、何香凝、柳亚子等。日军还张贴布告限令在港知名文化人士前去报到，否则“格杀勿论”;并公然在香港各大影院打出幻灯片，点名“请”梅兰芳、蔡楚生等人到日军占领司令部半岛酒店“会面”。紧急关头，中共中央领导人发出急电，指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廖承志与广东省、香港党组织和部队的负责人，要想尽办法把他们抢救转移。这一历史重任落到了东江纵队前身——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肩上，其中包括1942年2月成立、由香港居民组成的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

1945年，港九大队在香港边界附近

　　吴军捷表示，提起这一次的大营救，他首先想到的是“紧密合作，全力以赴”。

　　参与大营救的每一个组织、个人都拚尽全力，互相配合，严密有序的行动，而适庐为紧张的护送营救提供了一个休憩的落脚点。从茅盾写作的《脱险杂记》中可以窥见当年那艰辛的“逃亡路”：1942年1月9日，茅盾夫妇等人被游击队带到皇后大道东的临时集中点，扮成难民模样，通过日军检查站，在夜幕掩护下登上停靠在避风塘的驳船，与邹韬奋等人会合。10日凌晨，他们分乘3艘小艇迅速冲向九龙，并在油麻地佐敦休息。11日和12日，他们经荃湾，到元朗十八乡的适庐歇息一晚，再渡过深圳河。13日，他们一行抵达宝安游击区的游击队临时指挥所驻地白石龙，并见到了林平等游击队领导。

　　“当年大多被营救的人走的都是这条路线。”吴军捷描述道，“还有何香凝等不方便长途跋涉的人走的是水路，也就是从港岛坐小艇到九龙后，经西贡坐船到深圳。”

适庐

　　在百多天时间里，共有800多名滞留香港的文化界人士、爱国民主人士及其家属在游击队战士护送下，通过不同路线，顺利逃离日军魔掌，无一伤亡，无一被捕。这一壮举蜚声海外，被茅盾称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当年被营救的文化名人夏衍曾表示，大营救记录了共产党人和游击区军民在万分困难的环境中，舍生忘死地执行统战政策的史实，这是真正的肝胆相照。“我觉得这就是共产党的精神和力量所在，不是说某一个人的英勇行动，某一个人的舍己，而是我们共产党的团结、组织纪律和党性，这是最值得我们思考和传承的东西。”吴军捷说。

　　1998年12月28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大会堂举行隆重的“原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阵亡战士名册安放仪式”。

　　抗战时期波澜壮阔的大营救在香港留下了丰富的遗产，那些走出危难、走向胜利的人们曾翻越的山岭，仍或多或少地残留着当年的痕迹，有些已成为今天港人热衷的行山径。除了适庐，当时的香港亦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据点，成为中央与香港各界联络的重要对接点，为抗日运动的胜利做出极其重要的贡献，而联和行正是其一。

　　信念如磐：香港联和行的默默守护

　　1938年夏，陕北延安，一名年轻的中央党校教员被叫进了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陈云居住的窑洞。一番长谈之后，这名教员脱下军装离开延安，背负着一项在日后影响深远的特殊任务，向着2000多公里外的香港出发。

　　香港，是不抽税之埠，准各国贸易的自由港，世界知名通商贸易口岸。随着日本侵华和中国抗战的爆发，内陆人口和财富纷纷越过狭窄的海峡，涌入这片暂时和平的避风港。卜公码头，曾经坐落在中环毕打街的尽头，见证了维多利亚港的百年沧桑。1938年一个寻常夏日，或许它也见证了一艘抵港的客船带来的喧闹：一个戴着金丝边眼镜，穿着老式三件套西装的男子，提着小巧的皮箱，在其他船客大包小包行李的掩映下，匆匆汇入涌进香港的人流。

秦邦礼(杨廉安)

　　他叫秦邦礼，离开延安时，他还是年轻的党校教员，当时，党中央给了他一笔党的经费，让他到香港去开展党的地下商业活动。从抵达香港的一刻起，他就变成商人杨廉安，在和延安中央的秘密往来电报中，代号杨琳。杨廉安当过6年的学徒，也管过账，记忆力好，商业嗅觉特别灵敏。在中国革命者的井冈山时期，他拿着组织提供的两根金条，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将上海的米铺由一间扩大到六间，将两根金条变成了八根，并以此为掩护传递情报、接送苏区干部、为苏区购买药品和无綫电器材等，为红色根据地的生存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当时，每个店都被掩护得很好，当敌人或特务来勘察，见他拿着算盘打得那么溜，对他作为经商者的身份未曾生疑。直到日军侵入上海，杨廉安才卖掉店舖转回延安。

联和行招牌

　　1938年夏秋之交，联和行的小招牌出现在乾诺道鳞次栉比的霓虹灯中，操着吴侬口音的老板杨廉安，带着仅有的两名员工和当初结业时留下的资金，在不到10平方米的小屋里，开始经营当时香港最流行的南北货贸易。当时，作为中共在香港商贸系统的核心机构，联和行业负责的两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就是汇兑和采购，把凑集的资金换成法币，采购当时根据地很难获得的物资包括西药、电讯器材和汽车等交通需要的东西送往内地。于是，对于香港中环新出现的联和行和它的杨老板，最紧迫的任务是如何将仓库里的物资越过万水千山，送往延安，送往前线。

　　不幸的是，联和行刚开张，几乎同时就面临广州的沦陷，香港和内地之间最重要的一条交通线被彻底切断。杨廉安的目光不得不投向与中国山水相连的邻国，越南。

1938年夏到1941年秋，联和行将大批物资运往内地抗日前线

　　1939年9月18日，10辆大卡车开进了延安，车上除了衣物鞋袜，还有二十多箱当时最先进的X光机、显微镜、电台和发电机。联和行始终默默的发挥着自己的最大作用。从1938年夏到1941年秋，通过联和行运往内地抗日前线的物资，包括药品及医疗器械一百二十多吨，捐款五百万美元，运送的爱国华侨及港澳同胞超过一千人。

　　从1938年在香港成立时仅有2人的小商号联和行，到今天已经是拥有员工37.1万人的多元化控股企业集团。正如那个小小的商行变成了今天的超级公司一样，中国也从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变成了世界经济舞台上的重要力量。

　　在民族危亡之际，身在香港的革命人士面不曾退缩，他们怀着对党的绝对忠诚，一次次突破敌人的封锁，用一道道“红色生命线”和一条条贸易通道支援前线。在百年党史中，香港这片热土始终与中国共产党人心手相牵，风雨同行。

　　来源：央视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