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繁华都市的深圳土地上，在流光溢彩的深圳河畔，曾经弥漫着战火的硝烟，流淌着英雄的鲜血。在龙岗，留下过大革命时期周恩来率领黄埔军校东征军征战惠州的足迹;在平湖的山厦村留下深圳第一个共産党基层党支部的旧址;在松岗罗田、燕川、塘下涌村，公明楼村和石岩、龙华、布吉草埔村以及罗湖的蔡屋围村等留下许多共産党领导的农会斗争事迹;在坪山与葵涌土洋村及龙华白石龙村留下东江纵队司令部的遗址;在笋岗的上下坪村、石岩的泥光村留下重要的深圳党的“上下坪会议”“泥光会议”的记载;梧桐山战斗、红花岭战斗、阳台山战斗、铜锣径战斗、沙鱼涌战斗、偷袭大涌桥和黄田海滩战斗……无数的先烈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爲民族的解放、人民的幸福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在纪念党诞生的100周年前，我循着红色的路标，走进阳台山的白石龙村、石岩罗租村，葵涌的土洋村、沙鱼涌，坪山的马峦村，盐田的三洲田村，平湖的山厦村及大鹏东山寺东纵抗日干部培训学校……聆听当年战马呼啸的声音，寻觅当年枪林弹雨的弹孔，心潮澎湃地瞻仰了烈士陵园和纪念碑，凭吊烈士英灵，触摸那逝去久远但仍然觉得炽热感人的红色岁月。

东江纵队司令部旧址

　　“白皮红心”小情报员

　　1939年春节，日军飞机轰炸深圳墟上大街、鸭仔街，炸死百余人。次年，岗田8411部队1300多人再次占领深圳墟，司令部设在南庆街20号的鸿安酒家，陈敏学就读的深圳小学及养生街等地方均被日本侵略者进驻。

　　日军为企图长期统治，加紧文化渗透，驻深日军的“宣抚班”班长龟山，在养生街开办一所日语学校。许多学生不愿学日语，日军拿着枪和僞维持会的人挨家挨户“动员”，并以每人每星期发三两米作诱饵，逼迫学生入学。当时市民饥寒交迫，看在这三两米的份上，11岁的陈敏学和许多孩子一样含泪进了“宣抚班”，学了2年日语。

　　可能陈敏学聪明伶俐和学到一口流利的日语，深得班长龟山的“赏识”，高兴之余带陈敏学去日军营房玩，甚至留食留宿;慢慢熟络之后，龟山“培养”陈敏学做些翻译工作。例如有的士兵上街买东西不给钱，随便打人等，宣抚班接到群众投诉后，应付做些表面功夫，象征性地处理一些违法士兵。这时，龟山便找陈敏学帮助翻译，这样一来，陈敏学便成了一个不用付酬劳的“编外小翻译”。有时维持会那边有事也叫他帮手，后来，连汉奸报告情况也要他帮忙了。龟山乾脆给陈敏学起了个日本名字，叫“铃木三郎”。

　　那时深圳墟有一个名叫刘七(平湖人)，一个叫黄福(客家人)的汉奸，两人经常化妆到布吉、龙华一带游击区刺探情报。刘七瘸腿，时而肩搭布袋，时而挑副担子，一拐一拐地在游击区走街穿巷，嘴里叫唤着“旧花碗换新碗”，“补洋遮(洋伞)打锁匙”!暗中却打听游击队动向，然后向日军报告。岗田部队里有个翻译，人称“杨通译”，他既要随军出发，又要到司令部为长官服务，忙不过来便找陈敏学帮忙。开始刘七、黄福报告情报是不让陈敏学听的，后来见龟田信任，索性也请他翻译。这样，陈敏学有了接触情报的机会。

　　1943年一天晚上，陈敏学家里由维持会长张维栋带进来一位神秘客人，据介绍是东江抗日游击队的。张维栋是深圳墟旁的湖贝村人，名义上是维持会长，但也只是帮日军干一些买柴买草买菜的事务，暗中做了许多好事，保护了不少居民。日军乱抓人，拷问吊打，他去说情：“他是大大的良民，良心大大的好。”好几次陈敏学被叫去翻译，就是配合他一起为老百姓说好话，干了许多“白皮红心”的事。此刻，张维栋介绍两人认识后，退到门外抽烟望风。神秘客人开门见山地对陈敏学说：“我们已经了解到你的情况，你被迫给日军当翻译，不仅没做过坏事，而且还同情受害的中国人，帮助过不少老百姓，也曾经无意中解救过我们的游击队员，大家反映你有民族正义感。所以，我今天来找你，是想你为我们做点事情。”

　　陈敏学早闻游击队神通广大，撬铁路、毁桥梁、炸炮楼、打鬼子，还常常看见岗田部队抬着伤员回来，心中暗叫鬼子“抵(该)死”!可他从来没见过游击队，今天竟然找上门来了，他感到一种莫名的兴奋和惊讶。

　　“怎么?你不愿意吗?日本仔杀了我们这么多人，你的家人也被日本鬼子害死好几个，你难道不想为他们报仇吗?”来人依然看他的态度。

　　提起家人，陈敏学不禁悲从中来，自从他家开的志和旅店被炸毁后，生活陷入了绝境，一家人经常挨饥受饿，被鬼子欺淩和鞭打。陈敏学心里早埋下仇恨的种子，盼望有朝一日报仇雪恨。

　　“我愿意!”小敏学激动地说：“我能干些什么?”

　　“你记住了，你帮我们了解日本鬼子的情况，譬如长官叫什么名字，部队叫什么番号，多少人数，有什么武器，什么时候到哪里去。还有，如果有游击队员被抓，我们会想办法通知你，你要协助营救。”

　　“那我如何将情况告诉你们?”

　　“你有情况，就写个纸条，到谷行街的同生茶叶店门口，交给那个卖烟的阿伯就行了，记住!你做这些事情，不能告诉任何人，包括你的父母兄弟，不然，会招来杀身之祸，明白吗?”

　　“明白!”来人拍了拍他的脑袋，之后便消失在黑夜中。

　　陈敏学自从和游击队接触后，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为日本人当翻译是迫于无奈，不敢不干。现在不同了，有了“任务”，干什么都多了一个心眼。劲头上来了，脸上还不能流露出来，这对一个14岁的孩子来说，真是有点难为他。但是，陈敏学从小就是个“醒目仔”，凭着他一股机灵劲和特殊身份，居然刺探到不少情报。

　　情报来源之一，祷会。日军每天晚饭后一定集中，爲天皇祈祷，合唱祈祷歌，之后由长官训话安排明天的工作任务。陈敏学经常戴着一顶烂鬼战斗帽，穿着一条马裤和旧军鞋，在日军营里蹭饭吃，所以日军的行程了如指掌。

　　情报来源之二，刘七和黄福等汉奸的情报。由于陈敏学在日军营内的时间长了，刘七、黄福等人有些紧急情况，等不到杨通译回来，又急着出去，便直接找陈敏学，通过他向日军报告;一些紧急情报，转眼间就让他通过烟摊阿伯送到游击队手中。(刘七后来被游击队在笋岗村的铁路边枪决;黄福在抗战胜利后，被处死在东门鱼街。)

　　情报来源之三，宣抚班长家中。龟山调走后，宣抚班来了个新班长，名叫古庄。1941年，一对外地母女流落到湖贝村，因为女儿有几分姿色，被38岁的古庄强娶为妻。可是那女子不懂日语，日常生活经常要“铃木三郎”帮忙翻译;言者无意，闻者有心，“铃木三郎”在古庄身上套取了不少情报。

　　这些情报很准确，传递时也只有一两行字，如“明早到甘坑，一个中队，路过布吉”。情况紧急时，便装肚子痛，借口买药，出门拐了个弯到谷行街，把情报交给联络人。游击队有了情报，行动如虎添翼，日军的围剿也常常扑了空。久而久之，鬼子起了疑心，几次要清查内鬼，但总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日本仔怎么也猜想不到，情报泄露的竟是天天在他们身边的“细路仔”(小孩子)。

　　1944年，日军调防，岗田部队调走，陈敏学随之没做日军临时“编外小翻译”。这年他刚满15岁，为了生计，找到沙头角镇“安东洋行”打工兼做翻译。这个洋行老板起初是牟田，后来是三根荣次，都是岗田部队退伍军官。他俩退役后没有回国，在沙头角镇新楼街开间洋行，主要经营木柴、粮食、生猪等生意，供给日本部队。

　　陈敏学被安东洋行雇用不久，港九大队沙头角中队便找到他，知道他为游击队提供过许多情报，便派人发展他继承担任游击队的情报人员。在发展陈敏学的同时，沙头角警备队的翻译黄杰文、新界大埔宪兵部的便衣宪查刘强、密探俞和仔、大埔“区役所”的职员王啓津、伪维持会成员俞福等人，都被沙头角中队策反和教育过来，成为游击队重要的耳目。

　　加上沙头角早期“区役所”的区长陈秉琅(新界鹿颈村人)被争取过来成爲“白皮红心”人物，给游击区提供了大量有用的机密情报;沙头角“区役所”的文书欧坚、户籍课长陈亮、沙头角宪查队长袁浩均为地下工作者;沙头角的东和小学、新楼街的“义兴鱼栏”“济生堂药店”“均利鱼栏”、中英街的“茂生堂药店”等情报交通站，形成一个完整的秘密情报网络。

　　陈敏学工作的安东洋行，对面便是“均利鱼栏”。鱼栏职员陈鸿和苏仔是沙头角游击队的情报人员，组织上发展了陈敏学后，陈鸿便是陈敏学的单线连络人。两人要交接情报，必须约定联络暗号：用当年非常流行的鹰唛牛奶罐做成一个香炉，如果有情报，就点上一支香，对面的陈鸿看见后，找个借口来找陈敏学，接收情报;有时为了情报安全，在芋头、肥皂里挖个洞，把情报塞进去，有时甚至塞到咸鱼和青蛙的肚子里送出去。这些办法屡屡有效，从来没有被敌人发觉过。

　　1945年6月间，负责情报工作的游击中队指导员陈海同志，秘密向陈敏学交代了两项任务：一是策反日军班长桥本。二是详细摸清沙头角镇内敌军的火力分布、暗堡方位以及最近军事动向。

　　陈敏学几次接触桥本，虽然最后没有策反成功，但通过和他的交往，成功地从宪兵队里弄到了日军兵员数量、火力装备图等情报，及时由陈鸿转送给指导员陈海。

　　有一天晚上，陈敏学回到“安东洋行”，睡到半夜，被一阵嘈杂声惊醒，发现宪兵队伙房冒烟做饭，按照往日情况，鬼子半夜做饭，翌日肯定有军事行动。他爬到楼阁上，从窗口看到宪兵大院灯光下，日本兵匆忙收拾行装，有的拆地图架子，有的烧文件，有的抬装备，行动诡秘，气氛紧张。他警觉起来，仔细清点和纪录敌军人数、装备、车辆情况。

　　由于敌人晚上戒严出不去，陈敏学只好熬到天亮。他从日军的对话中得知中午撤向香港新界粉岭一带。如让陈鸿转交情报已来不及了，他马上化装成送货收款的样子，奔向鹿颈村，直接向陈海指导员报告。中队收到情报，认爲是伏击敌人的好时机，中队长邓华率领10多名精干的手枪队员，由陈敏学带路，抄近道，跑步往沙头角和粉岭的必经之路禾坑坳，抢占制高点。爆破班在必经路上埋地雷，派人砍来大松树和搬来石头做路障，阻碍粉岭方向可能前来的援兵。刚准备完毕，只见50多个日本仔分乘3辆军车开了过来，每辆军车头上架着机枪，进入了伏击圈。邓华一声令下，地雷连连炸响和手榴弹爆炸声响成一片，子弹密集地射向日军，日本仔被打懵了，游击队怎么会准确掌握行踪?稍微回过神来不敢恋战，边还击边夺路而逃。由于车速很快，地雷只炸中一辆车的尾部，没造成致命打击，加上我们10几个战士的火力有限，让这股敌人逃过一劫。但是这一仗让日军再次尝到了游击队神出鬼没的厉害，有一段时间龟缩在粉岭宪兵总部不敢乱动。

　　禾坑坳战斗后，陈敏学由组织安排回到部队敌工科，直至抗日战争胜利，陈敏学挎着驳壳枪随部队出现在沙头角入城仪式时，大家才知道“安东洋行”的小翻译是个游击队员。

　　(2005年陈敏学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领发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并作为深圳港九大队老战士代表，受香港政府邀请，出席香港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活动。)

　　位于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街道山厦社区香山路25号，是一座灰墙绿瓦的小楼——名为“山厦革命历史纪念馆”。

　　三打日军九龙铅矿山

　　深圳河南岸有座小村庄，是香港新界莲麻坑村，处在沙头角与打鼓岭之间的红花髻山下;与莲麻坑村一步相望的是河的北岸深圳市莲塘街道长岭村。别看两村隔着一条小河，河岸双方拉了铁丝网，成为深港边防线，但是两个村庄都姓叶，历史上同宗共族。在一百多年前英国占领香港，租借九龙与新界，边界划线刚好从这两个村子中间的深圳河通过，才无奈成为分属两地的村子。但是，地域的分割，割不断薪火相传的血脉，一河相隔，隔不断两岸村民的往来。当地人从来只把这条界当作河，没把河作为界，他们戏称这道边防线是“边防，边防，有边无防”。平日里，长岭人照常到新界的祖田里耕作，莲麻坑人也照旧过河到莲塘“趁墟”(赶集)，每年清明，两条村子的叶姓人同到一个祠堂祭拜祖宗。

　　2019年春，我办理了香港通行证和“新界禁区纸”，到莲麻坑村采风，了解到这里流传抗日小英雄三打日寇军工生产铅矿山的故事。这个小英雄就是莲麻坑村的叶维里。

　　叶维里是出生在巴拿马的混血儿，父亲是广东人，母亲是巴拿马人。在家乡，混血儿叶维里被人称为“番仔”，这个绰号地一直叫到游击队。莲麻坑地处山区，穷乡僻壤，村里男人多半出外谋生，有的还飘洋过海“揾食”(打工糊口)，叶维里的父亲早年就被卖猪仔到了巴拿马当劳工，干苦役，含辛茹苦攒下点老婆本，与当地姑娘结婚，生下叶维里。按照广东人的观念和习俗，华人走到世界各地，都要把一个孩子送回村，在家乡留一条根，以保证开枝散叶。1933年，6岁的叶维里被父亲送回老家香港新界莲麻坑村生活，从小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让他不忘本，不离根。但是，1941年日本仔将战火燃烧到香港后，彻底改变了叶维里的命运。

　　位于深圳河上游的莲麻坑有一座矿山，是英国人于20世纪30年代末开采的现代化生産铅矿的矿场;日本人占领香港后，为满足其太平洋战争的军事物资需要，于1942年继续接手开采该矿山。

　　矿山开工极需劳力。香港沦陷后，日军抓了不少群众去修路建桥筑工事，矿山找不到人，十三、四岁的叶维里也被日军抓去当矿工，整天挨打受骂，看着鬼子挖我们的矿，制造弹药杀害我们的同胞，还迫害乡亲们为他们卖命，叶维里心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他和村里两个少年伙伴叶盘娇和叶煌青商量，找机会偷矿上的炸药，把矿山炸掉。

　　1943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月黑风高，三个血气方刚的少年爬到莲麻坑后面的鹿湖山，按照白天观察好日军守卫的哨兵轮岗规律和防守薄弱的地方，蹑手蹑脚摸进日军的矿山8号洞内，一人了望，两人用平日爆破矿石时掌握的的技术，进去安装好炸药、雷管和引信。眼看在洞口快要布好綫时，不小心触动了警报器，即时惊动了日本萝卜头。“呜—呜—”警报声刺破夜空，探照灯四处探射，鬼子的哨子声、吆喝声、脚步声和拉枪栓声响成一片。幸亏三位少年个子小，道路熟，在夜幕掩护下，往树丛山坑里七钻八钻，及时逃脱了出来。然而，日本仔去现场勘察，认为是当地人干的，只有当地人才那么熟悉地形，那么容易逃走。于是，派兵进村杀气腾腾四处搜查。全村人无辜被带到村口禾坪，追问谁在这段时间干什么去了，谁能证明，否则，遭到日军的羁押迫供，严刑拷打。

　　叶维里的裤脚管里沾有矿山矿粉而被抓到新界沙头角的日本宪兵部监狱，被逼问毒打得死去活来，他坚持说是白天挖矿弄的，在被折磨数天后，叶维里坚持不暴露自己和同伴，日寇没办法，把被打得奄奄一息的叶维里让乡亲保了出来。叶维里年纪虽小却那么坚强，让村民很感动。他的命保住了，但事后村长和一些大户竟然要他家典田卖地，赔偿村民的损失。使他身心备受摧残，一怒之下，带着满腔仇恨，毅然参加了东江抗日游击队，成为一名侦察员。

　　1944年初，叶维里向游击队领导详细报告了日寇矿山的情况，经游击队多次侦驻扎，捣毁这个制造杀人武器的军工矿场，是时候了。趁着日军抽调各地1000多兵力到新界西贡一带围捕被击落的美国航空兵，利用日军矿场守备空虚机会，既配合港九独立大队抢救美国人克尔中尉的行动，又端掉敌人军工原料基地，一箭双雕。于是，游击队组织了附近沙湾地区由共産党领导的民兵常备队约200人，由叶维里带路第二次攻打莲麻坑矿山，破坏铅矿的仓库。

　　谁知，行动中途突然遭遇一股来自红花髻山腰日军的猛烈阻击，在敌强我弱的情势下，被迫撤退。事后叶维里侦查了解，游击队的这次行动被敌人察觉，原来沙湾附近出了个“鬼头仔(敌人密探)”报信。不久，叶维里带战士奉命除掉了这个汉奸。

　　1943年12月2日，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简称东纵)在土洋村(今属葵涌)正式成立，并公开发表了《东江纵队成立宣言》。东纵健儿趁势在广九铁路地区沿綫的常平、梅塘、樟木头及宝太、莞太、莞樟公路沿线等打了几个漂亮仗，震奋人心。1944年的冬天，时任东江纵队第二支队第三大队侦察员的叶维里再次建议大队长曾春连攻打莲麻坑铅矿山。曾春连大队长得到叶维里近日侦察的敌情，详细制订出作战方案。

　　在一个寒冷的深夜，曾大队长亲自率领200多名游击队员，由叶维里带几名战士当突击手，爲队伍前导，从长岭村和打鼓岭分两路奔袭敌人铅矿场。经过激烈的战斗，击毙敌军多人，焚毁了矿山的设备和车辆，缴获了大批物资，熊熊的烈火烧了七天七夜，矿场从此变成了废墟，彻底捣毁了日军的军工原料矿山基地。也就是在这次与日本仔短兵相接的战斗中，叶维里被手榴弹炸伤头部。虽然身负重伤，但他稍一清醒，马上询问战斗情况，当知道“三打莲麻坑”最终取得胜利后，在头裹纱布中露出了笑容，了结他多年的心头大恨。

　　叶维里养伤仅仅一个月，身体刚有所恢复，再次投入战斗。他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期间，由侦察员到担任东纵曾生司令员的警卫员，再到沙湾武工队队长和着名的飞虎连连长，一直坚持在深圳河两岸的阵地上，深入敌心脏搞敌情、开通秘密交通线，炸碉堡，毁桥梁，除奸细，杀特务，威震敌胆;打“呵呵鶏”(像发瘟鶏的国民党顽军)、袭击罗芳海关僞税警，攻打大望村一仗，以少胜多，机智地打击依靠美式武器和迫击炮张牙舞爪的国民党154旅22团，毙敌20多人、连长1人，伤敌30多人，缴获枪支弹药一大批;我部无一人伤亡，只有一个战士的背包被打穿了一个洞。沙湾武工队和叶维里名声大振。

　　叶维里参战数十次，负伤四次，六级伤残军人，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抗日独立自由奖章和三级解放勋章。1949年11月13日指挥东一支独立团三营在三灶岛缴获国民党军降落的B-29美式全新重型轰炸机一架，俘敌机组三人，获中央军委通令嘉奖。(香港商报特约撰稿人：廖虹雷)

　　备注：文章参考了2017年釆访陈敏学时的口述及“深圳文史”刋蔡伟强《东纵老战士陈敏学》、《武工队长叶维里》等有关史料。

　　来源：香港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