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被中共党史展览馆入选入藏的油画《强渡乌江》，220cmX360cm，作者马骏。

　　时值中国共产党百年诞辰之际，油画《强渡乌江》等5幅贵州画作，日前入选中宣部面向全国征集党史题材美术作品活动，并将由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下称党史馆)集中展陈并永久收藏。

　　鲜为人知的是，《强渡乌江》从萌发冲动到最终落笔、定型成稿，并以如今的样貌示人，作者前后花了超过40年时间。马骏，当年的青年水电工、如今的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贵州民族大学美术学院基础教研室主任和硕士生导师、贵州大学硕士生导师，在讲述了这张画背后的故事之后称，某种意义上，这一历时40余年的创作过程，其实就是在崇山峻岭和深切峡谷间追寻足迹，更是在教科书外重返历史现场、在细节中学习党史并从中受到教育的过程。

　　《强渡乌江》作者马骏，值得一提的是，这并不是马骏唯一入选入藏的作品。由他牵头、5人团队创作完成的巨幅油画《解放贵州》亦同时获此殊荣。或许，不经意间创下了本次活动的某个第一或唯一，也未可知。

　　马骏祖籍湖南，父辈早年在江苏学习、工作，后来因工作原因举家来到贵州贵阳。到马骏这一辈，就算是土生土长的贵阳人了。家庭环境的熏陶，结果之一就是马骏从小爱上了画画，想当“列宾”(俄现实主义画派画家)。高中毕业后，马骏先后在几家街道小厂当过翻砂工、泥水工、木工和粉刷匠，工作几经变换，而理想不变。1978年，18岁的马骏，终于被正式招工来到乌江，成为这里一间水电厂的一名普通水电工，想当“列宾”的理想，依然如故。是工作地乌江两字，直接激发了青工马骏创作《强渡乌江》的最初冲动。

　　绘画前考证历史

　　说易行难。创作《强渡乌江》的知识储备，主要是一部黑白胶片的同名电影、中小学课本的相关内容，和一部回忆录式的纪实体大书《星火燎塬》。但当马骏真正想动笔的时候，第一个发现，就是此乌江非彼乌江。他工作的发电厂所在地乌江镇，并不是当年红军强渡的地点—也是至今很多人的误区，以为到了时称遵义县、现为播州区所属的乌江镇，就是到了当年红军强渡乌江的战场。其实非也，红军当年强渡乌江具体地点，是距瓮安县城40余公里、名为江界河的乌江的另一处渡口。

　　这一发现不免令青工马骏有点沮丧。对他触动更大的是，他此前对强渡乌江以及相关史实的了解，其实大多似是而非，这也直接促成了他对这一史实的追寻。虽然1980年马骏就考取中央民族大学，走上专业画家和艺术教育之路，但对相关史实的追寻，则成了他此后的“功课”之一，40多年从未中断。在长期的踏访、调研和资料检索中，马骏一步步重返历史现场。其间的发现之一，就是红军渡江的筏子，系采用江岸粗大的毛竹捆扎而成。据他研究，在红军军史所载其它战例中，採用竹筏渡江似乎是唯一的一次。这一细节，最终被描绘在油画成品《强渡乌江》的画面上，并在较为醒目和突出的位置被今天的观众感知。

　　顺着马骏的“导读”，约20度俯视视角下的江面及其枪炮击发的水柱和其间的人物—主要是强渡乌江的红军战士—由近及远、次第展开，两者在整体画幅上大约一半一半。在画幅的右下角，在即将登上岸边的红军战士前面、脚下或身后，是清晰可见的竹筏。对，就是竹筏，就是这次红军强渡乌江的主要依讬。也是马骏逾40年“功课”留在画面上的众多细节之一。或许正是有了竹筏，马骏版《强渡乌江》才与同题材画作迥然有别，并成为其入选入藏党史馆的塬因之一。

　　冷灰之上一点红

　　这一场被马骏称为党史学习的漫长的追寻，给作品留下了若干逼近真实的细节描绘。而其党史学习的“功课”沉淀，则更多体现在画面上扑面而来的冷灰色调，以及冷灰之上的那一点红——强渡乌江的红军的红色军旗。专家认为，正是冷灰及其之上的一点红，逼近真实地还塬了当时的历史语境，并传达出积极乐观的信息。

　　画面定格了红军从南岸冲向北岸强渡乌江的一个瞬间。红军的先头部队战士已经踏上北岸的土地，大量的战士还在冒着对岸敌人密集的炮火的破空而来。置于画面左前方的那一面军旗，已经污损变色，或许还有残破，但在整体的冷灰之上，依然因强烈对比而夺人眼球。远处还有几点隐约的红，那依然是军旗。马骏的本意，就是通过这些面积甚少、但对比强烈的红色，传达出峥嵘岁月中不灭的希望。

　　马骏的这一初衷，係由他超过40年不间断「功课」不断深化和明确。他了解到的相关史实，是湘江之战后，急于突破蒋介石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的中央红军，从8万余人锐减至3万左右。历经五次反围剿来到贵州的中央红军，兵员和各级指挥官也就在两万上下。强渡乌江之前，红军已有在湘黔边境召开的、史称「通道转兵」的「通道会议」，和在贵州瓮安县境内的「猴场会议」。正是这两场在艰难行军途中召开的会议，让红军规避了钻进国民党军队事先布好的「口袋」并被全歼的劫数，也才有了后来正式确立毛泽东在党和红军领导地位、实现中国前途和命运伟大转折的「遵义会议」。通道会议、猴场会议和遵义会议，应该就是强渡乌江这一场局部战斗发生的来龙去脉。而强渡乌江，就是决定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能否实现伟大转折的关键一战。

　　马骏还注意到，红军入黔的时点是冬天，行军的路线则尽量选择敌人兵力薄弱的崎岖山路，甚至是无路可走的深山老林，而此刻面对的，则是两岸高耸的悬崖和湍急的江流，以及在对岸以逸待劳、严防死守的敌军。所有这一切，都是马骏选择冷灰作为基调的考虑，也是还塬历史真实、再现峥嵘岁月的必然要求。

　　不过，更重要的还是冷灰之上的那一点红。虽然小，但画龙点睛。这一点红在画面上的设色，首先是历史细节的真实，红军有军旗，这不言自明。其较浅层面的寓意，无疑是红军最终成功强渡乌江的事实。而更深远同时也是本质的寓意，则指向不久即将召开的遵义会议及其实现的伟大转折，以及这一转折所传达的希望。

　　「神来之笔」的「超强带入」

　　1949年11月15日，解放军整队入城，宣告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在注重从宏观层面把握历史脉络前提下，尤其注重从细节层面还塬历史语境，再次成为马骏团队创作巨幅油画《解放贵州》的「不二法门」。

　　马骏团队首先考证出解放军入城线路。即从当时尚属贵阳城外郊区的油搾街整队出发，沿新华路、大南门，经现在的邮电大楼进入时称南京街、现在的中华路进城，最后到达中华北路的六广门。现在定稿的巨幅油画《解放贵州》，定格的就是解放军行进在中华路上的某一个瞬间。

　　「神来之笔」同样来自于马骏团队严谨的细节考证。马骏团队不无惊喜地发现，解放军举行入城式的前一天乃至往前再推一个星期左右，贵阳一直都是阴雨绵绵，正应了贵州「天无叁日晴」那句老话。没想到11月15日一觉醒来，居然云开雾散、蓝天白云，正所谓「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

　　马骏还特别考证了解放军入城的时间起始节点，乃上午10时。彼时，初升的太阳，明快地打在人们尤其是行进中的解放军战士脸上、身上，也打在两边街道高处的建筑物上，打在「贵州银行」、「同济堂」、「冠生园」、「啊嘛照相」、「筑益酒家」的牌匾或旗幌上，这些都是老贵阳耳熟能详的百年品牌，有些还绵延至今。这一笔笔明快的阳光，无疑就是「神来之笔」，巧夺天工，点亮全篇。

　　「神来之笔」点亮了周围的世界，并形成了强烈的「代入感」，观众不知不觉就回到了那个年代，甚至误以为自己就在画中，或者就是那个吹奏唢呐的高坡苗胞，或者就是燃放鞭炮的懵懂小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