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汉铁路工人罢工，又称二七大罢工，是党领导的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的终点。

　　京汉铁路工人罢工目的，是为争取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在中国工人阶级中，铁路工人是一支主要的力量。京汉铁路是党的力量比较强、工人运动开展比较好的地方。1922年年底，京汉铁路各站已建立起16个工会分会，广大工人迫切要求建立全路统一的工会组织。在这种形势下，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会决定于1923年2月1日在郑州召开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中共中央及党的有关组织对这次大会十分重视，派出负责工人运动的成员出席大会。1月底，各地代表数百人陆续到达郑州。

　　当时，京汉铁路的运营收入是军阀吴佩孚军饷的主要来源之一。当工人斗争直接威胁他的利益时，曾经通电“保护劳工”的吴佩孚终于撕下假面具，以“军事区域，岂能开会”为借口，下令禁止在郑州召开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并派出大批军警准备进行阻挠和破坏。

　　1月28日，郑州警察局长黄殿辰率领警察多人，到总工会筹备处宣布吴佩孚的电令，禁止工人举行大会。但共产党人和各地工人代表没有退缩。1月30日，李震瀛、史文彬等共产党员以及工人代表到洛阳面见吴佩孚，提出，京汉铁路召开成立大会是合法的，非但不能禁止，而且还应给予保护。但吴佩孚仍坚持反对大会的召开并以武力相威胁。代表们回到郑州将吴的态度告诉全体工人代表后，工人们无比愤怒，一致同意冲破一切阻力，按时召开大会。

　　2月1日清晨，京汉铁路各站区和兄弟铁路代表等400多人和郑州铁路工人1000多人向会场普乐园进发，与反动军警相持数小时，冲破阻拦进入会场，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秘书李震瀛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这时，武装军警层层包围会场，会议代表很快被驱散，总工会会所遭破坏，代表们的寓所被包围，人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为此，京汉铁路总工会执委会于当晚召开秘密会议，决定全路自2月4日起实行总罢工，“为争自由而战，为争人权而战”，同时决定把总工会临时总办公处移至汉口江岸。2月4日上午，总工会一声令下，在长达2000余里的京汉铁路上，3万名工人在3小时内有条不紊地举行了总同盟大罢工。

　　罢工爆发后，吴佩孚在英帝国主义的指使下，强迫工人复工。2月5日在郑州逮捕了郑州铁路工会委员长高斌等5人，高斌惨遭酷刑后牺牲。2月7日，吴佩孚调动军警在京汉铁路沿线血腥镇压罢工工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反动派将江岸分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祥谦绑在电线杆上，强迫他下令复工。他宁死不屈，壮烈牺牲。京汉铁路工会法律顾问、共产党员施洋随后也在武昌被杀害。施洋牺牲前，身中三弹仍引吭三呼“劳工万岁”。在这次惨案中，前后牺牲者52人，受伤者300余人，被捕入狱者40余人，被开除流亡者1000余人。

　　惨案发生后，中共中央发表《为吴佩孚惨杀京汉路工告工人阶级与国民》书，号召全国人民和工人阶级团结起来，打倒压迫和残杀工人的军阀，为自由而奋斗。全国各地工人和各阶层民众，迅速掀起声讨军阀、支援京汉铁路工人的运动。鉴于反动军阀镇压过于残酷，为保存革命力量，京汉铁路总工会忍痛于2月9日下令复工。

　　二七惨案后，各地工会组织除广东、湖南外都遭封闭，全国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在河南领导工人运动的共产党员李震瀛等相继离开，党在河南的活动也受到很大挫折。

　　京汉铁路工人罢工影响深远。它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坚定的革命性和坚强的战斗力，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政治影响。罢工的失败，使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仅仅依靠工人阶级孤军奋斗是不够的，必须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工人斗争受到血腥镇压的教训，也使中国共产党清醒地认识到，没有革命的武装斗争，仅仅依靠罢工去进行合法斗争，要取得革命的胜利是不行的。

　　（执笔：王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