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文化中孕育的民族精神是指黄河文化中的原生性精神，其内涵主要包括以自强不息的刚健有为精神为核心的六个方面。

　　黄河文化中的原生性精神

　　原生性精神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含义：第一，文化的原生性来源于文化的地域性，但只有那些不依凭外力从具体地理环境中自发生出的文化精神才是原生性的，因为任何一种文化都是首先成长于某种具体的人地关系之中的，但并非所有存在于这个地理文化体中的因素都是原生性的，第二，文化的原生性精神是文化共性精神在具体文化体中的独特呈现。虽然文化的原生性即文化的差别性，但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共性”与“个性”的合体。比如在文化发展的初期，自强不息的改造自然的创造精神在每一种文化体中都存在，这是共性。但是在“挑战—应战”相互作用的模式下，由于不同自然环境的雕琢，实践中就产生了气质各异的文化及民族。

　　黄河文化“主要属于一种小生产的和封建宗法制的农业文化，一种以一家一户为社会细胞形态的自然经济文化，一种借助于行政权力支配社会以确保中国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和‘大一统’社会政治结构的文化。”因而“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的中华民族精神在黄河文化模式下的独特呈现就是黄河文化中孕育的民族精神。

　　黄河文化中的原始民族精神

　　自强不息的刚健有为精神。自强不息的刚健有为精神是黄河文化的核心民族精神，也是黄河文化中的原始民族精神，这是与原始社会黄土高原恶劣的生存环境相伴相生的。黄土高原恶劣的自然环境使黄河流域先民们的创造力、开拓精神、不屈不挠的斗志被激发到了极致。于是在缺少文字记载传承的远古，这种精神以盘古开天地、女娲补天、夸父逐日、后羿射日、大禹治水等神话传说的形式流传在了中华民族成长的源头，成为中华民族精神中的原始民族精神。

　　崇德向善重义的人文主义精神。崇德向善重义的人文主义精神源于黄河流域的祖宗崇拜和家庭伦理社会结构。西周初年统治者实行了以礼乐德治为特点的宗法分封制，后又经春秋战国的进一步含蕴和“大一统”下儒家文化的“高高在上”，中华民族的主导民族精神得以确立。从此之后，以崇德、向善、重义为核心的人文主义精神开始覆盖并构筑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它一方面追求社会秩序的“天下大同”，另一方面又强调“天下大同”的践行者在个人，于是产生了独具社会伦理特征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逐级序进。在这架联结个人和群体的逐级序进中产生了大量的人文主义精神，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不患寡而患不均”等。

　　美美与共的和平理性精神。美美与共的和平理性精神来源于黄河流域艰苦的农耕生活。因艰苦求生，黄河流域的先民们养成了务实、勤劳和理性的性格。黄帝和炎帝涿鹿之战后的结盟，又使其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民族融凝方式：美美与共下的统而合或统而不合。费孝通曾把这种各安其位、联手发展的精神概括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家国一体的群体本位精神。家国一体的群体本位精神，是黄河流域以农耕为主的经济形态和黄土高原独特生态合力的产物。史前时代生活在黄河流域的先民是以血缘为纽带的部落联盟形式的宗主制政治，新石器时代晚期权力已越来越多地集中在宗主手中。黄土高原上以农耕为主的经济生态奠定了华夏族依赖土地、追求稳定、务实和不喜迁徙的民族心理。黄河流域时而发生的灾害，单靠个人的力量无法抵御。于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劳动成果出现了宗主带领民众集中权力推动大规模农事作业的举动，这种频繁出现的群体主义举措逐步养成了中国农耕经济社会的群体本位文化。

　　勤劳坚毅的守道精神。黄土高原恶劣的自然环境造就了黄河流域人民勤劳、勇敢、坚毅的守道精神。先民们向土而生，在勤劳的努力下，把中原大地的农业变成了不同于尼罗河流域和两河流域的精耕农业，含蕴了高度发达成熟的中华文明。

　　返本开新模式下的创新精神。返本开新模式下的创新精神源于黄河流域的祖先崇拜和由此形成的寻根文化，表现在文化传统上，即“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因而中国文化史中多有注经之作。这种看似保守的文化传统孕育了中华民族独特的返本开新模式下的创新精神。因为“返本”是问题导向下的返本，追根溯源的过程就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创新过程。因而返本开新，即：在时代精神的观照之下，对原典重新解读，接续鲜活的智慧，找到新的亮点，使之焕发出新的生命之光。（文：陈会娟   作者单位：许昌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