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利军向香港文汇报记者介绍他的档案柜。香港文汇报记者俞昼摄

香港文汇报记者俞昼、特约通讯员吴海军浙江绍兴报道：1939年出生於浙江诸暨的鲍利军，1960年从宁波电影训练班毕业后，於第二年进入当时的诸暨县电影公司电影放映队。在娱乐缺乏的上世纪70年代初，看电影带给人们极大的精神享受。每次放电影会提前三天公告，於是人们每天都眼巴巴地盼着电影队来，放映当天，连生产队都会提前一小时收工，让大家早点回去准备。在鲍利军看来，电影放映方式和观影环境变化，也是改革开放40年来国家发展的一个缩影。

“当时整个诸暨县只有9个电影放映队，所以放电影都是一个点一个点轮着来的。”电影队来一次不容易，通常会带两三部影片，一气放完，看完电影都到夜里一两点了。”鲍利军说。

当时都是在露天放电影，人们都会自带小板凳去占座位。晚上的电影，中午场地上就像龙门阵一样摆满了板凳和砖块。“那时候看电影的条件很差，夏天被蚊子咬，冬天被风雪吹，你能听到一阵阵的跺脚声，夏天是为赶蚊子，冬天则为了取暖。”鲍利军介绍。

即使是这样，每次放映都能吸引方圆十里的群众。“至少有两三千人，地上、树上、房顶上，只要能看到屏幕的地方，都挤满了人。”鲍利军说，即使每次搭台的时候，都会给放映员象征性地划出一小块工作场地，但人潮涌起来，被挤倒也是常有的事。“我一倒，屏幕就黑了，然后赶紧爬起来，来不及拍掉身上的土，赶紧继续放。”鲍利军笑着说。

拉车步行前往山区放映点

作为电影放映员虽然工资不错，但每天赶场子放映也十分辛苦。“那时候一个放映队就四个人，所有的设备来回都要板车拉，每个人手掌上都是厚厚的老茧。”鲍利军说，不管春夏秋冬、酷暑严寒，都要马不停蹄地从一个放映点赶往另一个放映点，路远的要走上大半天。

有一次，鲍利军被安排到山区里放电影，路途实在太远，他借了一辆双轮车拉上放映设备往山区里赶，结果从没拉过车的他，翻了三次车。鲍利军说：“每次一翻车，赶紧检查设备是不是受损，就这样日夜兼程赶了14个小时才走到了那个放映点。”

改革开放以后，露天电影放映队逐渐走入大礼堂，条件好的乡镇甚至开始筹备建电影院。“现在的人们可能不知道，当时无论是公社、工厂还是学校，大礼堂都是最高最大的标志性建筑，平时用来开报告会，一到周末就用来放电影，而且上映的都是新片，很受群众欢迎。”

“我记得刚开始电影票是成人五分钱，儿童三分钱，按照身高来划分，后来慢慢地涨到两毛钱一张票。遇到热门电影，买票的队伍能排出几条马路去。”鲍利军笑着说，进入大礼堂就轻松多了，不用日晒雨淋赶路，也不怕放映机被摔坏。

“放映机也在不断更新，从甘光F16型放映机，到移动式35毫米放映机，后来改装成大功率氙灯座机。以前还需要专门有人不断地手摇发电，1962年开始用上了新安江水电，只需要换换胶片就行了。”据鲍利军介绍，像这样的放映点，整个诸暨约有60多个，人们再也不用赶几里路去看场电影了。

儿子接棒电视兴起影业低潮

上世纪80年代初期，鲍利军的小儿子鲍铁勇初中毕业，像当时很多中国家庭一样，鲍利军选择了离岗退养（未到法定退休年龄提前离岗），为儿子“腾出岗位”，由儿子顶班进了放映队，接过了父亲的工作。就这样，放了23年电影的鲍利军调去了诸暨姚江区文化站，开始了对家庭档案编撰整理的工作。

“那时候都这样，孩子大了没工作，一般就是父亲或者母亲选择提前退休，把『铁饭碗』传给孩子，有些历史久远的工厂甚至一家两三代都是这样顶班换下来的。”鲍利军解释说。

没想到，随着电视的兴起，对电影造成了极大的冲击，电影事业开始进入一个衰落期。

到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人们去电影院看电影的兴趣越来越淡，有时一场电影只有十几个观众，大部分电影院经营艰难，各单位电影放映队纷纷撤销。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随着个体、私营经济政策的稳定和从业人员地位的提高，不少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纷纷转换身份，投身私营工商界，掀起了全民“下海潮”。

“我到现在还记得小儿子来跟我说要辞职『下海』的情景，我的心情其实很复杂，一方面是可惜了好不容易争取来的事业编制，一方面也看到了社会上的那种激情燃烧的闯劲，既然做电影不温不火，不如让他去试试。”

据鲍利军介绍，鲍铁勇在后面几年做过建筑防水项目，又办起了一间纺织厂。“如果算起来，他还是我们家第一个万元户呢。”

3D普及票房再攀新高峰

时代变迁，媒介更新，电影渐渐地以另一种崭新的面貌展现在人们面前，数字影像取代了笨重的电影胶片，电影院可通过互联网从电影公司获得数字电影拷贝，然后用数字放映机放映。“看电影”从高潮到低谷再到高潮，经历了一个轮回。数据显示，随着改革开放40年来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全国电影总票房也呈现出快速上升的趋势，自2012年起的170.7亿元增长至2017年的559.11亿元。

就在这几年，诸暨陆续建成了多家现代化数字化影城，3D放映厅甚至IMAX放映厅逐渐成为电影院的标配。“我也在孙子的陪同下去看了3D电影，坐着皮沙发，看着逼真的画面，耳边环绕着立体音响，确实感觉不一样。”鲍利军感叹道。

22册家庭档案浓缩68年柴米油盐

老电影工作者们2010年在50年前训练班时留影的同一处亭子下合影。香港文汇报记者俞昼翻拍

走进浙江诸暨江藻镇江藻村鲍利军老人家，就像走进了一个微型档案馆，一本本日记簿、一幅幅老照片、一张张工资条......这些日常生活中再普通不过的东西，鲍利军都认认真真地攒了下来，最后构成22本厚厚的家庭档案，把一家人68年所经历的岁月都浓缩其中。

在鲍利军的收藏里，有一本专门贴着各类票据，包括十几张全国粮票，以及油票、肉票、布票等等。“这都是好不容易省下来的，其它的早就用掉了。”鲍利军说，那个时候这些票据比钱好用，没有它们简直寸步难行。

凭结婚证领布票缝棉被

1955年8月25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17次会议通过《市镇粮食定量供应凭证印制暂行办法》，粮票从此应运而生，此后，食用油票、豆腐票、布票等各种票证进入人们的生活，各种商品皆需凭票购买，中国进入长达30多年的“票证时代”。

就在鲍利军与妻子的结婚证背面，香港文汇报记者还看到了一段小字“布票8尺、棉花2斤”，这都是当时凭结婚证才能领到的紧销货，专门批给新婚夫妇用来做棉被和衣服的。

靠互联网购粮油免现金

“那时候每个月我一领到粮票，就跟家里的户口本放在一起，然后开始筹划这个月的配给怎么用，有没有额外支出，再算下来每天能吃几斤米，一个月能吃几両肉。”鲍利军说，当时每逢周末或月底，粮店门前总要排起长长的队伍，家中有小孩的，往往打发孩子前来排队。快排到时，大人再拎着面袋赶来。人们总要小心翼翼地观察秤杆的准星，生怕遇到缺斤短両。买到粮后，再小心翼翼地紮紧口袋离去。

随着改革开放深入、经济发展、粮食丰收，全国逐步取消了粮食定量供应，至1994年全国各地基本取消粮票，票证时代彻底终结。

“现在，不仅不需要票证，连现金也很少用，我看我孙子网购，在手机上点一点，就能把东西买回家了，变化实在太大。”鲍利军说，现在他的孙子隔段时间就会给他们通过互联网购买米和油，由快递员送到家里，不需要再下楼拎上来，非常方便。

“铁饭碗”曾吃香谈婚论嫁占优势

鲍利军夫妇。香港文汇报记者俞昼摄

“34元在当时是什么概念？”鲍利军回忆起自己刚工作时的工资水平，还是很自豪的。由於当时群众没有什么业余生活，盼的就是看场露天电影，所以电影放映员的工资也相对比较高。“那时候猪肉才6毛4一斤，面5分钱一碗，乡镇干部的工资也只有35.5元，所以我的收入算是中等偏上了。”

正是电影放映员的这份工作，让鲍利军收获了甜美的爱情。“我家是三代贫农，没有房子没什么地，就是因为我有这个国家的铁饭碗，工作转正以后就有人给我介绍对象。”鲍利军回忆过去，脸上流露出羞涩又甜美的神情，“我老婆年轻时挺漂亮的，也有很多人想给她介绍对象，最后她挑中了我，跟着我吃了不少苦。”

鲍利军於1964年5月2日结婚。“婚房是租来的农民的旧房，给了女方家120元的聘礼，就把老婆娶回了家。”鲍利军说，家里除了一张床，没有别的家具，可以说是家徒四壁，我老婆也没嫌弃我，用带来的新被子铺了床，就开始了新的生活。

聘礼迭代升级生活越来越好

宁波电影训练班1960年合影。香港文汇报记者俞昼翻拍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结婚的要求也越来越多。“当年我一贫如洗，住在出租屋里，全身上下就120元，我老婆也没嫌弃我。”鲍利军说，他的两个儿子结婚相差不到5年，聘礼就有了不小的变化。虽然都是四大件，但也经过了迭代升级。“大儿子结婚是送手表、自行车、半导体收音机和缝纫机，等小儿子结婚就要送黑白电视、电冰箱、洗衣机和录音机，所以小儿子结婚多花了几千元钱。”

如今，鲍利军的孙女也大学毕业了，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现在的年轻人谈对象都要房子车子钻戒饰品。”鲍利军说，年轻人吃点苦没关系，可以慢慢去挣。“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现在的生活是以前连想都不敢想的。所以我相信，下一代、下下一代，随着国家持续繁荣发展，生活水平还会越来越好，不敢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