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吕德润 原文刊于2002年7月11日香港《大公报》、7月12日香港《大公报》海外版

　　1944年10月20日

　　中国重庆

　　《大公报》总编

　　亲爱的总编先生，

　　在本人即将从中国战区解职离任之际，请允许我请求您向中国人民表达我对他们英勇斗争取得成功结果的最良好祝愿。我一向尊重中国人民的坚强性格和优秀品质，并以有幸同他们短暂合作为荣。我但愿我自已为助中国人民实现他们的夙愿而尽了微薄之力。在即将离开中国之际，我痛惜我再也无法同中国人民共同作战，使中国自由和强大。然而我深信他们可以一如既往获得美国人民的支持，我还相信我们两国的友谊将会一直继续下去。

真诚的，

J.W.史迪威

美国将军

关于此信的说明

　　二战期间，我作为重庆《大公报》记者在中缅印战场任随军记者，任务是随中国驻印军报道其战斗历程。中国驻印军是中美联军，其总指挥为美国名将史迪威。在他指挥下，中美两国战士并肩作战，歼灭了侵占缅甸北部的日本法西斯军队，打通了从印度经缅北到达云南省的中印公路，扭转了处于危急之中的中国形势，为中国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贡献。

　　1997年10月28日，江泽民主席与美国总统克林顷在白宫会见时说:“中国和美国虽然分处太平洋两岸，但我们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者并肩作战。”中美两国联军在1943年至1945年在缅北战场上的胜利进军和光辉战绩,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为了更好地保存这段中美联军并肩作战、取得光辉胜利的史绩,香港《大公报》曾将我当年撰写的战地通讯，编辑成书，题名《远征缅北》，作为《大公报百年华诞系列丛书》之一在香港出版发行。书中除了记述中美联军并肩作战外，也记述了联军总指挥美国史迪威将军的其人其事。史迪威将军为人公正，口快心直，爱护士兵，指挥有方，是英勇善战的将军，不是外交家，更不是美国政客。他根据他在中国的多年经历，一再向美国政府明确建议:为了美中两国早日打败侵略者的共同利益，应该将美国援华的抗日军火,分一部分给英勇抗日有功的中共领页导的八路军。他的这个建议触犯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蒋介石的痛处，于是他坚决要求美国调离史迪威，另派他人领导中国驻印军协助他抗日，于是美国将史迪威中途解职，调回美国。一个打胜仗、并因战功提升为四星上将的名将被免职，引起了美国和世界上正直人士和舆论界的纷纷评论，构成轰动一时的“史迪威事件”。史迪威也成了家喻户晓的名字。史迪威返美后仍在美国军界任职，并出席了1945年9月2日在日本东京湾内美国主力舰“密苏里”号上举行的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的仪式。1946年10月12日，史迪威将军因病与世长辞，享年63随。他临终时遗嘱家人要与中国友好，将来有机会时，要代表他去中国看看。

　　名将史迪威被解职和世界上评论“史迪威事件”时，我在印缅战场前线采访战争进展情况，既不知情，更无资料，仅能在战地通讯中作为短讯据事报道、点到而已。后来，我在北京撰写《远征缅北》一书时，虽事过境迁，但经多方查询，终于找到了史迪威于1944年10月19日得到要召他回国的治息，而在他离开重庆的短促匆忙中，写了满怀激情的给中国友人的告别信。从外文报刊中，我获悉那些告别信中有史油威致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将军的告别信,信中表述了他未能与朱德将军联合对日作战的遗憾和对朱德将军及他领导的军队在战争中将取得胜利的信心。对这封信，我经过多方查找,终于找到全文,并编在《远征缅北》书中。

　　《远征缅北》于 2000年在香港由《大公报》出版发行后,我曾分赠亲友和向有关人士求教。在那些获赠书的有关人士中，有一位是远在美国的史迪威将军的外孙约翰.依斯特布罗克(oIm Esetrok，他得书后十分高兴,并开始与我通信。约翰是史迪威将军的孙子辈中唯一在美国军界任职者，曾任陆军上校，现已退休，自愿从事战史研究，并继承祖辈遗志，主持“史迪威奖学金基金会”工作。

　　“史迪威奖学金基金会” 是史迪威两位在中国长大的女儿南希和小女火文森(Alison Stilwell Cameson)发起创立的，其任务是资助中国在美留学生进修高级学位，从1979年第一次颁发至今已有三十余名中国留学生获得资助。约翰得到我赠他的《远征缅北》一书后，来信告我他将搜集史迪威将军在华史料寄我，并随信寄来长达几千字、图文并茂的《史迪威将军使华初期》专文，他在信中还说，他受到《远征缅北》一书中刊出的史迪威致朱德的告别信启发,还想起了史迪威还有几封告别信，并提供了资料目录。从目录中我发现了在史迪成致他军界战友告别信中,竟有一封致《大公报》的告别信。得此信息后，我这个《大公报》老记者十分兴奋,便致信给中国留美学者“史迪威奖学金基金会”理事、美国翻译家协会会员，也是史迪威将军子孙两代人的好友黄开蒙女士，请她查找该信全文并尽快寄我。我还告诉她,6月份香港《大公报》将在北京举办庆祝《大公报》百年华诞纪念会,希望能在6月收到。谢谢开蒙女士,她将致《大公报》的信找出，于6月8日晚寄到了北京。

　　作为老报人，我认为我有责任和义务对史迪威给《大公报》的告别信作些说明，只是我已85岁，体弱多病，口虽能言，但行走因难，执笔无力，记忆不佳，现尽力对当时的时代背景作些补充说明如下:我认为美国名将所以在中外报刊中情有独钟地挑选《大公报》作为向中国人民告别信的受信人，是因为当年重庆《大公报》独家刊登了许多有关中美联军在史迪威将军领导下，在缅北英勇作战并取得辉煌胜利的新闻报道和战地通讯。在那些新闻报道的作者中，除了《大公报》排除我这个专职记者努力工作外，更刊登了当时在中国驻印军中参展的现役青年军官和一些投笔从戎的大学生充任的翻译官撰写的报导，使稿件不仅量多而且质高，深受前方战士喜爱，我至今仍记得前线的战士向我索求《大公报》的情景。此外，《大公报》还刊登了不少国内读者来信，对中美联军的光辉战绩表示敬佩。凡此种种，都说明了当时《大公报》作为舆论界的一员起到了鼓舞士气、稳定民心的作用，受到了包括史迪威将军在内的中外知名人士的好评。

　　又：黄开蒙在寻找史迪威致《大公报》告别信期间，在与我通电话中说到，史迪威给《大公报》的告别信是将军的外孙约翰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图书档案库中找到的，所以出处应是胡佛研究所档案。史迪威将军致《大公报》的告别信，既表明史迪威将军对广大中国人民的敬意，也是将军对《大公报》的赞赏。开蒙女士还说，她希望此信能在北京举办纪念大公报百年报庆时寄到北京，作为她这位多年阅读《大公报》的读者的敬意与祝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