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金融合作协会秘书长杨再平

　　大公网11月27日讯 （记者刘洋） 第九届“央视财经论坛•香港”今日在香港洲际酒店举办，本届论坛以“四十年•金融的力量与责任”为主题，邀请了香港及内地金融界人士及知名专家学者、企业家共同聚焦谈到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内地与香港两地金融发展。 

　　论坛中，亚洲金融合作协会秘书长杨再平透露，自己第一次来香港是1993年在加拿大留学回国的时候，当时自己要买“四大件”，其中电脑和摄像机都是在香港买的。此前，杨再平就读于华中师范大学，当时并没有跟金融产生关系，但却已对政治经济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经历过改革开放前期，杨再平回忆，当年的粮票、肉票等票证正是计划经济体制的缩影，可以说是中国的“弱货币”的时代。从金融的角度来说，这些票据就是人民币+。另一方面，这些票据将农村生活与城市生活隔开，杨再平感叹：“我有刻骨铭心的感受”，他谈到，自己当了民办老师以后，学校里有近30个老师，一半是民办老师，一半是公办老师，民办老师没有粮票，公办老师有粮票，所以去其他地方开会的时候，作为民办老师的杨再平得自己背粮食去，“当时非常的羡慕公办老师，我当时奋斗目标就是想成为公办老师，能够有粮票”，杨再平说。直到1995年，杨再平已经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再次回到家乡，被同乡问起是否当上了公办教师，仍感慨不已。 

　　在论坛中，杨再平带来了1998年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的一篇封面文章，这篇文章关于中国银行业技术破产，其标题便是“因为亚洲金融危机，中国可能就是下一个”。杨再平透露，文章发表的一段时间里，他在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工作，每天都要去查阅这样的文章，把重点内容翻译出来给领导。 

　　杨再平回忆：“90年代中后期金融危机爆发，当时境外的猜测我们的不良资产率是20%，按照这样的标准，他们认为中国的银行业，按照国际标准应该是技术上死亡，而且死了3次。我们作为中央银行的工作人员，尤其我在中国银行办公厅，每天要大量处理风险的事件，所以记忆非常之深刻。” 

　　当时的中国经常出现银行挤兑，杨再平谈到，当时银行的的不良率约40%，有些地方甚至50%，部分金融机构资不抵债，基于此，化解风险已经极度迫切，同时还要防止风险再生。于是银行通过剥离不良资产进行风险化解，剥离之后第一次对外公布的不良率约26%，后来引进战略投资者，按照股份制标准改革并实行现代的公司治理，把历史的包袱解决了，同时再生不良率的问题也解决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国际上对中国金融业的评论是一枝独秀”，杨再平说。 

　　正因为在2008年以前，中国完成了银行业不良处置和转换机制，在机缘巧合之下躲过了2008年经济危机。“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确实是我们制度有优越性，通过集中力量办大事，中国的金融业能够很快的把问题解决掉，当然也是因为中国人的聪明才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