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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片见证时代变迁光影闪耀幸福人生

2018-11-02 14:3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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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利军向香港文汇报记者介绍他的档案柜。香港文汇报记者俞昼摄

香港文汇报记者俞昼、特约通讯员吴海军浙江绍兴报道:1939年出生於浙江诸暨的鲍利军,1960年从宁波电影训练班毕业后,於第二年进入当时的诸暨县电影公司电影放映队。在娱乐缺乏的上世纪70年代初,看电影带给人们极大的精神享受。每次放电影会提前三天公告,於是人们每天都眼巴巴地盼着电影队来,放映当天,连生产队都会提前一小时收工,让大家早点回去准备。在鲍利军看来,电影放映方式和观影环境变化,也是改革开放40年来国家发展的一个缩影。

“当时整个诸暨县只有9个电影放映队,所以放电影都是一个点一个点轮着来的。”电影队来一次不容易,通常会带两三部影片,一气放完,看完电影都到夜里一两点了。”鲍利军说。

当时都是在露天放电影,人们都会自带小板凳去占座位。晚上的电影,中午场地上就像龙门阵一样摆满了板凳和砖块。“那时候看电影的条件很差,夏天被蚊子咬,冬天被风雪吹,你能听到一阵阵的跺脚声,夏天是为赶蚊子,冬天则为了取暖。”鲍利军介绍。

即使是这样,每次放映都能吸引方圆十里的群众。“至少有两三千人,地上、树上、房顶上,只要能看到屏幕的地方,都挤满了人。”鲍利军说,即使每次搭台的时候,都会给放映员象征性地划出一小块工作场地,但人潮涌起来,被挤倒也是常有的事。“我一倒,屏幕就黑了,然后赶紧爬起来,来不及拍掉身上的土,赶紧继续放。”鲍利军笑着说。

拉车步行前往山区放映点

作为电影放映员虽然工资不错,但每天赶场子放映也十分辛苦。“那时候一个放映队就四个人,所有的设备来回都要板车拉,每个人手掌上都是厚厚的老茧。”鲍利军说,不管春夏秋冬、酷暑严寒,都要马不停蹄地从一个放映点赶往另一个放映点,路远的要走上大半天。

有一次,鲍利军被安排到山区里放电影,路途实在太远,他借了一辆双轮车拉上放映设备往山区里赶,结果从没拉过车的他,翻了三次车。鲍利军说:“每次一翻车,赶紧检查设备是不是受损,就这样日夜兼程赶了14个小时才走到了那个放映点。”

改革开放以后,露天电影放映队逐渐走入大礼堂,条件好的乡镇甚至开始筹备建电影院。“现在的人们可能不知道,当时无论是公社、工厂还是学校,大礼堂都是最高最大的标志性建筑,平时用来开报告会,一到周末就用来放电影,而且上映的都是新片,很受群众欢迎。”

“我记得刚开始电影票是成人五分钱,儿童三分钱,按照身高来划分,后来慢慢地涨到两毛钱一张票。遇到热门电影,买票的队伍能排出几条马路去。”鲍利军笑着说,进入大礼堂就轻松多了,不用日晒雨淋赶路,也不怕放映机被摔坏。

“放映机也在不断更新,从甘光F16型放映机,到移动式35毫米放映机,后来改装成大功率氙灯座机。以前还需要专门有人不断地手摇发电,1962年开始用上了新安江水电,只需要换换胶片就行了。”据鲍利军介绍,像这样的放映点,整个诸暨约有60多个,人们再也不用赶几里路去看场电影了。

儿子接棒电视兴起影业低潮

上世纪80年代初期,鲍利军的小儿子鲍铁勇初中毕业,像当时很多中国家庭一样,鲍利军选择了离岗退养(未到法定退休年龄提前离岗),为儿子“腾出岗位”,由儿子顶班进了放映队,接过了父亲的工作。就这样,放了23年电影的鲍利军调去了诸暨姚江区文化站,开始了对家庭档案编撰整理的工作。

“那时候都这样,孩子大了没工作,一般就是父亲或者母亲选择提前退休,把『铁饭碗』传给孩子,有些历史久远的工厂甚至一家两三代都是这样顶班换下来的。”鲍利军解释说。

没想到,随着电视的兴起,对电影造成了极大的冲击,电影事业开始进入一个衰落期。

到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人们去电影院看电影的兴趣越来越淡,有时一场电影只有十几个观众,大部分电影院经营艰难,各单位电影放映队纷纷撤销。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随着个体、私营经济政策的稳定和从业人员地位的提高,不少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纷纷转换身份,投身私营工商界,掀起了全民“下海潮”。

“我到现在还记得小儿子来跟我说要辞职『下海』的情景,我的心情其实很复杂,一方面是可惜了好不容易争取来的事业编制,一方面也看到了社会上的那种激情燃烧的闯劲,既然做电影不温不火,不如让他去试试。”

据鲍利军介绍,鲍铁勇在后面几年做过建筑防水项目,又办起了一间纺织厂。“如果算起来,他还是我们家第一个万元户呢。”

3D普及票房再攀新高峰

时代变迁,媒介更新,电影渐渐地以另一种崭新的面貌展现在人们面前,数字影像取代了笨重的电影胶片,电影院可通过互联网从电影公司获得数字电影拷贝,然后用数字放映机放映。“看电影”从高潮到低谷再到高潮,经历了一个轮回。数据显示,随着改革开放40年来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全国电影总票房也呈现出快速上升的趋势,自2012年起的170.7亿元增长至2017年的559.11亿元。

就在这几年,诸暨陆续建成了多家现代化数字化影城,3D放映厅甚至IMAX放映厅逐渐成为电影院的标配。“我也在孙子的陪同下去看了3D电影,坐着皮沙发,看着逼真的画面,耳边环绕着立体音响,确实感觉不一样。”鲍利军感叹道。

22册家庭档案浓缩68年柴米油盐

老电影工作者们2010年在50年前训练班时留影的同一处亭子下合影。香港文汇报记者俞昼翻拍

走进浙江诸暨江藻镇江藻村鲍利军老人家,就像走进了一个微型档案馆,一本本日记簿、一幅幅老照片、一张张工资条......这些日常生活中再普通不过的东西,鲍利军都认认真真地攒了下来,最后构成22本厚厚的家庭档案,把一家人68年所经历的岁月都浓缩其中。

在鲍利军的收藏里,有一本专门贴着各类票据,包括十几张全国粮票,以及油票、肉票、布票等等。“这都是好不容易省下来的,其它的早就用掉了。”鲍利军说,那个时候这些票据比钱好用,没有它们简直寸步难行。

凭结婚证领布票缝棉被

1955年8月25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17次会议通过《市镇粮食定量供应凭证印制暂行办法》,粮票从此应运而生,此后,食用油票、豆腐票、布票等各种票证进入人们的生活,各种商品皆需凭票购买,中国进入长达30多年的“票证时代”。

就在鲍利军与妻子的结婚证背面,香港文汇报记者还看到了一段小字“布票8尺、棉花2斤”,这都是当时凭结婚证才能领到的紧销货,专门批给新婚夫妇用来做棉被和衣服的。

靠互联网购粮油免现金

“那时候每个月我一领到粮票,就跟家里的户口本放在一起,然后开始筹划这个月的配给怎么用,有没有额外支出,再算下来每天能吃几斤米,一个月能吃几両肉。”鲍利军说,当时每逢周末或月底,粮店门前总要排起长长的队伍,家中有小孩的,往往打发孩子前来排队。快排到时,大人再拎着面袋赶来。人们总要小心翼翼地观察秤杆的准星,生怕遇到缺斤短両。买到粮后,再小心翼翼地紮紧口袋离去。

随着改革开放深入、经济发展、粮食丰收,全国逐步取消了粮食定量供应,至1994年全国各地基本取消粮票,票证时代彻底终结。

“现在,不仅不需要票证,连现金也很少用,我看我孙子网购,在手机上点一点,就能把东西买回家了,变化实在太大。”鲍利军说,现在他的孙子隔段时间就会给他们通过互联网购买米和油,由快递员送到家里,不需要再下楼拎上来,非常方便。

“铁饭碗”曾吃香谈婚论嫁占优势

鲍利军夫妇。香港文汇报记者俞昼摄

“34元在当时是什么概念?”鲍利军回忆起自己刚工作时的工资水平,还是很自豪的。由於当时群众没有什么业余生活,盼的就是看场露天电影,所以电影放映员的工资也相对比较高。“那时候猪肉才6毛4一斤,面5分钱一碗,乡镇干部的工资也只有35.5元,所以我的收入算是中等偏上了。”

正是电影放映员的这份工作,让鲍利军收获了甜美的爱情。“我家是三代贫农,没有房子没什么地,就是因为我有这个国家的铁饭碗,工作转正以后就有人给我介绍对象。”鲍利军回忆过去,脸上流露出羞涩又甜美的神情,“我老婆年轻时挺漂亮的,也有很多人想给她介绍对象,最后她挑中了我,跟着我吃了不少苦。”

鲍利军於1964年5月2日结婚。“婚房是租来的农民的旧房,给了女方家120元的聘礼,就把老婆娶回了家。”鲍利军说,家里除了一张床,没有别的家具,可以说是家徒四壁,我老婆也没嫌弃我,用带来的新被子铺了床,就开始了新的生活。

聘礼迭代升级生活越来越好

宁波电影训练班1960年合影。香港文汇报记者俞昼翻拍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结婚的要求也越来越多。“当年我一贫如洗,住在出租屋里,全身上下就120元,我老婆也没嫌弃我。”鲍利军说,他的两个儿子结婚相差不到5年,聘礼就有了不小的变化。虽然都是四大件,但也经过了迭代升级。“大儿子结婚是送手表、自行车、半导体收音机和缝纫机,等小儿子结婚就要送黑白电视、电冰箱、洗衣机和录音机,所以小儿子结婚多花了几千元钱。”

如今,鲍利军的孙女也大学毕业了,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现在的年轻人谈对象都要房子车子钻戒饰品。”鲍利军说,年轻人吃点苦没关系,可以慢慢去挣。“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现在的生活是以前连想都不敢想的。所以我相信,下一代、下下一代,随着国家持续繁荣发展,生活水平还会越来越好,不敢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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